从犯是相对于主犯而言的。认定从犯，要从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加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危害结果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去具体分析判断，看其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通常是指直接参加了实施犯罪行为，但在共同犯罪活动中起次要作用；在犯罪集团中，听命于首要分子，参与了某些犯罪活动，或者在一般共同犯罪中，参与实施了一部分犯罪活动，但不起主要作用的，一般属于从犯，例如参与盗窃时望风放哨。一般来说，次要的实行犯罪行较轻、情节不严重，没有直接造成严重后果。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一般是指为共同犯罪行为事先提供方便、创造有利条件、排除障碍等。例如，提供犯罪工具。

认定从犯的几个因素：

在共同犯罪中有主犯，就有从犯，从犯是协从主犯实施犯罪行为的，其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着附属地位、辅助作用。从犯在量刑上往往比主犯量刑要轻。从犯的认定有两种情况：

（一）共同犯罪中从犯所起的作用，从犯起次要作用的，没有积极参与犯罪，主观上被胁迫，或者在犯罪中起着微乎其微的用处，往往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二）共同犯罪中从犯所起的作用，从犯起次要作用的，为犯罪创造便利条件，提供犯罪工具、犯罪对象的，在共同犯罪中起着其他作用，往往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主犯、从犯都是在共同犯罪这个前提下实施犯罪活动的，主犯在犯罪活动中承担着主要责任，起着重要作用，在量刑上要重。从犯在犯罪活动中承担着次要责任，起着其他作用，在量刑上相对要轻。

刑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从犯的刑事责任是同主犯应负的刑事责任相比较而言，比主犯应受到的刑罚处罚要轻。但也不是说，所有的从犯实际受到的处罚一定比主犯轻。因为主犯可能具有从轻或者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情节（例如自首），当从犯没有这样的情节时，当然不应随主犯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而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或者从犯可能有从重处罚情节（例如累犯），此时主犯也不会因从犯具有从重处罚情节而随从重处罚。

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中是否可区分主从犯

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是两个密切关联的犯罪。从本质上说，大多数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属于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从犯的性质，但也有部分行为人成立专门的培训机构、运输组织等，专门从事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这部分行为的独立性就非常强，将其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处理，不符合这类行为的本质。因此，1997年刑法单独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这说明，这类行为有具体的罪状和单独的法定刑，应当确定为独立的罪名，适用单独的法定刑处罚，不再适用刑法关于从犯的处罚原则。《涉卖淫刑案解释》第四条第一款也对协助卖淫罪的概念和处理原则作了明确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据此，对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入罪标准，可分两种情况。

1、作为组织卖淫从犯性质的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其入罪标准依托于组织卖淫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有在组织卖淫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协助组织行为才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7年4月27日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的补充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在组织卖淫的犯罪活动中，帮助招募、运送、培训人员3人以上，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起帮助作用的，应予立案追诉。”同时，要注意正确适用《涉卖淫刑案解释》第四条第二款关于“在具有营业执照的会所、洗浴中心等经营场所担任保洁员、收银员、保安员等，从事一般服务性、劳务性工作，仅领取正常薪酬，且无前款所列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不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规定。

2、相对独立于组织卖淫犯罪的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如成立专门的培训机构、运输组织等，对这类行为，《涉卖淫刑案解释》没有明确其入罪标准。我们认为，可以参照组织卖淫罪的人数标准，即培训三人或运输三人以上的，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其理由，一是这一类型的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与前述类型的协助组织卖淫犯罪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更大。而且，由于该类型犯罪本身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侦查难度也更大，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更大，主观恶性也更深，因此，参照组织卖淫罪的入罪标准，只会有利于被告人，而不会对被告人处以偏重的刑罚。二是《涉卖淫刑案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协助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的情形，除非法获利以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的一半即五十万元为标准外，其他标准与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的标准完全一致。

另外，刑法专门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以后，并不影响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根据案件事实可以区分主从犯；同样，协助组织卖淫罪本身也有主从犯之分，如有的犯罪分子成立专门的运送卖淫女团伙，在团伙内部就有主从犯之分。概言之，只要是共同故意犯罪，都可能存在主从犯的问题。

实践中，要注意区别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不能把组织卖淫犯罪中的从犯，一律简单地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犯。要严格按照刑法和《涉卖淫刑案解释》规定的构成要件，准确认定协助组织卖淫罪。实践中容易出现的误区是，主犯设置了组织卖淫的场所，而帮助主犯管理的人员处于帮助地位，因而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例如，某法院审理的被告人胡某等八人协助组织卖淫案，余某某（另案处理）于2016年8月3日与某公司签订承包地下停车场协议，后利用该场所从事组织卖淫嫖娼的活动。余某某为老板，被告人胡某为执行经理负责日常管理，被告人夏某某负责收银，被告人方某、李某、张某、吴某某、严某某等营销人员通过网站、QQ、微信等方式发布招嫖信息，并将嫖客带到某俱乐部，再由被告人龙某某进行确认嫖客身份后将嫖客带入卖淫场所，方某等营销人员再行安排房间让嫖客和卖淫人员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嫖娼按照事先规定进行分成。2016年8月30日晚，公安人员查获了本案，当场抓获卖淫嫖娼人员5对10人。公诉机关以协助组织卖淫罪提起公诉，法院以对胡某等八名人员均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我们认为，本案中，除胡某以外的被告人，其行为性质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均没问题。但胡某虽然地位上次于另案处理的余某某，其行为却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因为其在余某某为首的卖淫犯罪团伙中担任了执行经理的角色，所负责的是日常管理，而不是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角色，也不是实施帮助招募、运送人员等处于协助地位的行为，其行为本质上属于管理和控制卖淫人员的行为，因此，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

非法集资犯罪往往涉及众多被告人，同一系列案件的被告人分别在不同法院审理已属常态。实践中，相关审理法院对主从犯的认定往往存在不同的标准，如有的区分主从犯，有的不区分主从犯，影响适用法律的统一。

最高院认为，在多人参与、分工实施的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的地位和作用往往是有所区别的，故原则上应当区分主从犯。在区分主从犯的标准上，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法集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认定为主犯，其他受聘从事单位管理的人员等则应认定为从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主犯不仅仅是指非法集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还应包括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者，积极参与犯罪的主要实施者，以及明知非法集资性质而出资入股的主要获利者。对于其他受人指使、管理而实施非法募集资金行为的次要实行犯，或者仅仅为非法集资提供后台支持的帮助犯，则应当认定为从犯。

最高院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般不区分主从犯，只有为了量刑平衡等需要，有必要区分主从犯时才予以区分。而在非法集资单位犯罪案件中，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果不区分主从犯，基本上很难做到量刑平衡，故区分主从犯是常态。在主从犯的区分标准上，仅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认定为主犯，而将其他受聘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均一律认定为从犯显然不妥。主从犯的区分主要应该看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些受聘从事高层管理工作的人员实际上可能是组织、策划、指挥者，当然应认定为主犯。具体而言，主犯包括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者，积极参与犯罪的主要实施者，以及明知非法集资性质而出资入股的主要获利者，这几类人员在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都难以归于从属地位和帮助作用，故不能认定为从犯，应以主犯认定。

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