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公元前4世纪，各邦都因战争频繁，中产之家荒落，自由公民日益困苦，都无力自备武装，以全邦“公民一战士”为本的共和或平民政体也渐趋衰微，富豪遂以私资养战士而有“雇佣军队”。这些豪强或佣军将领在城邦有内讧或外患时，往往乘机窃取国政，于是僭政复盛。

“希腊的僭主都不称王。他们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他们都用一些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 然而，僭主虽然是事实上的王，但他们却始终不能完全替代真正的“王”而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为希腊的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佑的光轮”。僭主始终被人们视为政权的篡夺者，始终都是不合法的王。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划分，僭主政体分为三种。

（一）某些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中所尊崇的具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

（二）在古希腊城邦中曾经一度存在的类似君主的所谓民选总裁。第一种和第二种僭主相互间是有所分别的，但两者都可说是半王半僭的制度——其建制既出于民意，其为政也遵循法治，这合于君主政体。但这里统治者的意志具有最高权威，显示出主奴的情调。

（三）第三种僭主政体就是大家习见的真正僭政的典型，也正是绝对君主政体的反面形式。当单独一人统驭着全邦所有与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专以私利为尚，对于人民的公益则毫不顾惜，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个人的权力，这就成为第三种僭主政体。

如前所述，僭主独立于两大阶级之外，压制贵族的利益，给平民施以一定的好处，从而缩小两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其他利益上的差距。只有这个特征才最好地体现出僭主政治的“中介”地位。

亚里士多德指出，僭主制与君主制、僭主制与寡头制、僭主制与平民制等政制之间可能发生转变。

寡头和平民政体变为僭主政体大抵是由于权力长期寄托于某些人们的缘故。凡是终于成为僭主的，起初往往是著名人物，如平民城邦中的群众领袖或寡头城邦中的世家巨子，或为历任要职、久掌国政的文武官员。僭主出身于平民群众，僭主初兴时，都装扮成为他们的保护人，领导他们对付贵要阶级任何不公道的损害。历史显示了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多数的僭主都以“群众领袖”的身份起家发迹，凭借他们攻击著名人物的本领以博得平民的信任。

另一些古代僭主却还有不同的途径。其中，有些本来是王室而野心特大，不以传统的职权为满足，因此建立了较为专制的统治。另些是起先曾经被推选为最高机构的执政人员，而在古代，第缪俄古（民政官）和色乌里亚（监督官）这类官职习于久任（连任），就不难有机会窃据而为僭主。又另些则在寡头政体中，利用了那里主政机构并非多数人合议而由一人专管的地位。所有这些情况都授予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作为君王或执掌着某些其它要职，他就具备了足够进行僭窃的权力。

除了僭主自已的利益之外，僭主不关心任何公众的利益。僭主所重视的只是寻欢作乐，君主所倚重的则是善德。两者异趣，所以他们所企图的也各有不同；僭主日谋积累他的财富，而君主但求声名的永垂。君主的卫队都是本国公民；僭主的卫队则为外籍雇佣军人。

僭主政体兼具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弊病。它从寡头政体承袭了积累财富的目的；一个僭主能够维持其卫队和豪奢的生活完全依仗财富。僭主，有如寡头们，都不信任平民群众，所以都不让他们获得武器。僭主政体也采用跟寡头统治相同的方针以压迫平民，把他们逐出城市，疏散到乡郊。它又从平民政体接受了仇视贵要阶级的气息以及或明或暗地损害著名人物的政策；僭主们时常流放贵要，认为他们正是自己的匹敌，留在国内就妨碍着自己的权势。贵要们也的确可以不利于僭主，贵要们或是自己想起而执政，或是因不愿成为虐政下的奴隶，常常会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僭主的活动。

贡斯当在攻击拿破仑的著名小册子《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中指出，僭主政治比绝对专制主义更可怕。“专制政治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僭主政治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证明它的颠覆活动是正当的，但是它在盗用它们的时候，又亵渎了它们。”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对比来概括二者的不同的话，专制主义仅仅是对人的奴役与压迫，而僭主政治则是对人性的摧残。它不仅蹂躏人的肉体，而且蹂躏、扭曲、折磨其心灵：

“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

这样做的必然后果是，人们不仅被压迫、被奴役，而且被剥夺了人的尊严，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特征，使人堕落到一种非人的地步。贡斯当写道：

“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被征服而没有堕落，那么它的处境还有改善的可能；幸运的机会一旦出现，它不会辜负这种机会：专制政治至少给人类留下了这种机会。腓力二世的统治和阿尔巴大公的绞架都没有使勇敢的荷兰人堕落；但僭主政治在压迫一个民族的同时还要使它堕落。它要使它习惯于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自己过去瞧不起的东西，它还使它作践自己，而且，无论僭主政治多么短命，它都会使所有的自由和所有的改良变得不可能——即使在它垮台之后，康茂德被推翻了，但古罗马近卫军把帝国拍卖了，而人民服从了买主。”

——李强先生《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

对于古希腊人而言，“Tyrant”一词不一定意味着残忍或滥用权力的暴君，而仅仅是指某位手握强权的僭主。我们所指的僭主是指那些在公元前 6 世纪或 7 世纪中产阶级暴动时，接管诸多希腊城邦并推翻贵族统治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目标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实施了许多雄心勃勃的计划，建造公共建筑为贫穷的公民提供就业与生活设施。部分最为著名的僭主包括科林斯的塞浦瑟路斯（以及后来他的儿子佩里安德）、西锡安的克勒斯塞涅斯、阿戈斯的菲顿、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以及雅典的佩西司特拉托斯及其儿子希庇亚斯等。

但僭主统治面临着不确定性，他们时刻处于贵族的威胁之下，贵族经常在其盟友——强大的斯巴达人的帮助下，不顾一切地想要复辟。公元前510年，斯巴达人放逐了希庇亚斯，他是最后仅剩的僭主之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并未能恢复贵族的权力，而是为缔造第一个民主国家铺平了道路。

最著名的僭主是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和雅典的庇西特拉图。

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建立僭主政体 ，他是雅典历史上第一个僭主。他的儿子希庇亚斯在公元前510年被斯巴达国王克莱奥梅尼一世驱逐 。最有名的僭主国家是约公元前650年库普赛罗斯在科林斯和奥萨戈拉斯在西锡安建立的。亚洲希腊也有僭主，名声最大的是米利都的色拉西布洛斯（约前600）。波斯人愿意让僭主去统治他们在约公元前540年左右所征服的安纳托利亚各希腊城邦。叙拉古的狄奥尼西奥斯一世为所有僭主中最强大的一个，他是在公元前 405年一次迦太基侵略危机中初次建立他的统治的。在希腊化时期，有些僭主把政权建立在阶级感情上，还有一些则是外国的傀儡。一些伟大的僭主都是艺术保护人，建设家，他们对于由贵族政治过渡到民主宪法往往作出一些贡献。

希腊人在向外扩张的同时，也不断发展内部各地区间的交往。以宗教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许多“近邻同盟”的建立，奥林匹亚、德尔斐等逐渐具有全希腊意义的宗教中心和竞技中心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希腊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经济、文化交流。城邦之间也发生过不同性质的战争，包括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那样的希腊人奴役希腊人的战争。

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国王吕西斯特拉图（Lysistratus）占领雅典时，他在那里建立了 一个寡头政治的傀儡政府，处于斯巴达的保护下，称作三十僭主。三十僭主由柏拉图的两个舅舅领导，才华横溢的克里蒂亚斯（Critias）和年轻得多的查米德斯（Charmides）。

在他们恐怖统治的八个月中，三十僭主杀死了许多雅典公民——几乎比战争最后十年中斯巴达军队杀死的雅典人还多。

但是在公元前403年，柏拉图24岁的时候，克里蒂亚斯和斯巴达驻军受到卷土重来的民主派的攻击并被击败。民主派最初只有七十人，由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和阿尼图斯（Anytus）领导，他们首先占据比雷埃夫斯，柏拉图的两个舅舅在那里阵亡。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寡头政治的追随者在雅典继续恐怖统治，但是他们的军队处于混乱和瓦解状态。在证明自己无能力统治之后，他们最终被他们的斯巴达保护者所抛弃，斯巴达保护者与民主派订立了一个条约。这项和平的条约重建了雅典的民主政体。因此民主的政体形式在最严峻的考验下证明了它的优势的力量，甚至它的敌人在几年之后也开始认为它是不可战胜的。

恢复的民主国家一重新建立正常的法律状态，就以“毒害青年罪”对苏格拉底提出诉讼；它的意思十分清楚：他被指控毒害了亚西比德（Alcibiades）、克里蒂亚斯和查米德斯，人们认为他们应对雅典的战败和三十僭主的血腥统治负责。在他的辩护中，苏格拉底强调他不赞成三十僭主的政策，他曾冒生命危险公然反抗他们把他牵连到一件罪行中的企图。他也说明他宁死也不愿被阻止向青年自由表达他的思想。因为被判决有罪， 他成为言论自由权的第一个殉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