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钱氏一直实行封中原为正朔的政策，在十国中，吴越国是比较安定的地区。但人性怯弱，“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钱）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卵榖，必家至而日取”，人不胜其苦。

后蜀利用中原动乱割据一方为君，君臣竞相奢侈。以至于所用溺器（夜壶），皆以七宝装饰。由于身体逐渐发胖，孟昶外出时不能骑马，而是乘坐步辇，垂以重帘，环结香囊，香闻数里，人不能识其面。由于蜀中久安，宗室贵戚，达官子弟，宴乐成风，以至于有人长到三十岁，竟不识稻麦之苗。加以“增置军旅，用度不足”；又委政于不学无术和素不知兵的“世禄之子”，王昭远、韩保正等，上下离心。

南汉的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残暴。南汉历代君主都好大喜功，营建的宫殿建筑穷极奢华，金银耗费数难计，即可见其产量的惊人。刘鋹在位期间，荒淫无度、统治昏庸，国力大衰，朝政糜烂不堪。刘鋹政事皆委诸宦官龚澄枢及女侍中卢琼仙等人。南汉赋税之重，非常令人吃惊。各州皆有专门的收税机构一制置务，“江湖及池潭破塘聚鱼之处，皆纳官钱，猪、羊、鹅、鹿、鱼、果并外场镇课利，岁收铜钱一千七十贯”。不但税种名目繁多，各地收税标准亦不同。南汉后期，旧将先前多因谗言而被杀，宗室亦遭翦除殆尽，掌兵权的只有宦官而已；楼船战舰、武器盔甲全部腐朽。

北汉地瘠民贫、国小财乏，大多数官吏贪污公款、勒索百姓，国内很少有廉洁奉公的官员。再加上北汉建立后，战事频繁，兵役繁重，统治者强征十七岁以上男子为兵；又滥征赋税以输贡辽，人民被迫逃亡以避战乱和苛敛。河东十二州在盛唐时有二十七万九千一百余户，到北汉灭亡时在籍仅三万五千二百余户，为盛唐时的八分之一。

荆南（南平）最小，只占三州，民贫国弱，“控弦之士不过三万”，即使“年谷虽登夕民困于暴敛，其势日不暇给。”高保勖又极恣淫，“好营造台榭，穷土木之功，军民咸怨。”

由此可见，割据者的政权都已腐朽，上下离心，而中原政权已在改革中国势日强，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出现了周世宗的统一活动。

主词条：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后周攻南唐之战

唐末农民起义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藩镇们展开了兼并战争，导致地区性的统一，为大统一创造了条件。其次，割据者为了巩固统治，在其辖区进行恢复与发展生产，因此各地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为统一提供了物质条件。最后，割据者的长期兼并战争削弱了各自的力量，有利于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加以契丹贵族的经常南下骚扰，民心思定，要求统一，故出现了统一趋势。

五代十国后期，统一趋势不断加强。当时处于传统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中原地区，已由出身低微的郭威代汉建立后周王朝。郭威及其继承者为了巩固统治，接受前朝尤其是后汉用人不当实施暴政而速亡的教训，搜罗人才对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改革，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和统治，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增强了后周的经济实力，还提高了军队的素质与战斗力，即“士卒精强，近代无比。”

周世宗柴荣即位后，“常愤广明（唐僖宗年号）以来中国日蹙”，“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因此，在条件成熟时，就开始统一活动。他采取王朴在《平边策》中提出的“先易后难”的主张，即：先攻下江南（南唐）、岭南（南汉），再取巴蜀（后蜀），其后是辽国的燕云之地，最后是河东（北汉），并以此制定统一大计。后来赵匡胤“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策略与周世宗的统一策略就是一脉相承的。

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柴荣派兵西征后蜀，接连收复前朝丢失的秦（今甘肃秦安北）、阶（今甘肃武都东南）、成（今甘肃成县）、凤（今陕西凤县东北）四州之地。显德二年（955年）至显德五年（958年）间，三度亲征南唐，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就参加过对南唐的作战，将长江以北的淮南之地尽皆夺取，并迫使南唐臣服。至柴荣在位晚期，后周的疆域已扩展到长江沿线，统一趋势已渐成。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赵匡胤以“陈桥兵变”夺取帝位，建立北宋王朝。为实现统一，太祖赵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军制，发展生产，巩固统治。经过两年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准备，确定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决策，决心通过战争创造统一局面。遂于建隆三年（962年）九月，部署兵力守卫西、北边境，防止辽、北汉南掠；选择荆、湖为突破口，挥师南下，开始了统一战争。

参见：荆湖之战

荆南、湖南地处长江中游要冲，南北相邻，又东临南唐，西接后蜀，南靠南汉。占领荆、湖，即可割裂江南诸国，为各个击破创造条件。为此，宋廷决定寻机出兵荆、湖。

建隆三年（962年）十月，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十一岁的周保权继位。衡州刺史张文表乘机兵变，占领潭州（治湖南长沙），威逼朗州（治武陵，湖南常德）。周保权为讨张文表，向北宋求援。赵匡胤决定以假途灭虢方略，出师湖南、假道荆南，以达一箭双雕的目的。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以助湖南讨张文表为名，借道荆南。

二月初九，慕容延钊暗遣李处耘率数千轻骑，攻占江陵（属湖北）城，迫节度使高继冲降，荆南遂亡。时周保权已干息内乱，知宋欲图湖南，为阻宋军南下，命指挥使张从富领兵阻截。

二月底，宋军水陆并进，突破三江口（南岳阳北），缴获战船七百艘，占领岳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三月初十，占领朗州，周保权被俘，湖南遂平。

宋平荆池后，即部署攻蜀。后蜀主孟昶闻讯，欲依托川陕险要地势，严兵拒守，同时遣使约北汉共同反宋。宋太祖获后蜀叛将赵彦韬，得知蜀军兵力部署，遂下令出兵。

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命分兵两路：北路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率步骑三万出凤州（治梁泉，陕西凤县东北风州镇），沿嘉陵江南下；东路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廷让为副都部署，率步骑两万出归州（治湖北秭归），溯长江西进。两路分进合击，约期会攻成都。孟昶得知，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率兵数万北上扼守利州（治绵谷，四川广元）、剑门（四川剑阁东北）等关隘。

宋马军都指挥使史延德率军乘胜进攻西县，击溃蜀军，擒韩保正、李进等，继越三泉（今宁强西北阳平关），直趋嘉川（今四川旺苍嘉川镇），俘杀甚众。韩、李余部为阻宋军南进，烧断栈道，退保葭萌（今剑阁东北）。时王昭远、赵崇韬率军据守利州城及其以北的大、小漫天寨诸要点，阻击宋军。利州在嘉陵江东岸，群山环绕，地形险峻，是入蜀的咽喉要地。王全斌鉴于栈道断绝，难以直进。命崔彦进率兵一部抢修栈道，进克小漫天寨；自率主力由嘉川东南的罗川狭径迂回南进。两路军于深度（小漫天寨南嘉陵江渡口）会师，并夺占桥梁。旋又分兵三路夹攻大漫天寨，大败蜀军精锐，俘义州刺史王审超等。王昭远、赵崇韬率兵出战，三战皆败，遂于桔柏津（今广元西南嘉陵江渡口）渡江，焚浮桥，退保剑门。十二月，北路军占领利州。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初，宋军突破剑门险要，大败蜀军，俘王昭远，继占领剑州（治普安，四川剑阁）。

东路宋军方面，乾德二年（964年）十二月下旬，刘光义率东路军，入三峡，连破三会（今四川巫山东北）、巫山等寨，杀蜀将南光海等，擒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弘，歼水、步军1.2万余人，夺战舰 200余艘，乘胜向夔州急进。夔州为巴东之咽吭，蜀军于城东设锁江浮桥，上置木栅三重，夹江列炮，防御甚严。刘光义军进至浮桥东30里处，为避实击虚，舍舟登陆，夺取浮桥，水陆配合，一举攻破蜀军防线。夔州节度使高彦俦认为宋军涉险远来，利在速战，当坚壁固守。监军武守谦不从，率所部千余人贸然出战，大败而归。宋马军都指挥使张廷翰率军追击，突入城内。高彦俦力战失败自焚。宋军占领夔州后，沿江西上，收降万、开、忠、遂（今四川万县市、开县、忠县、遂宁）等州，直逼成都。

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初，孟昶闻王昭远等败，惊惧之余，遂命素不习武的太子孟玄喆为元帅，率甲兵万余，增援后蜀的重要屏障剑门。时宋北路军已占剑州（今剑阁）以北的益光（今广元西南昭化镇）。王全斌知剑门天险，不易强攻，命史延德率兵一部，经城东南来苏小径迂回至剑门南，自率主力从正面进攻。王昭远闻宋军将至，仅以偏将守剑门，自率主力退保汉源坡（今剑门东南）。宋军前后夹击，速克剑门，并趋汉源坡。王昭远惊惧，战守无方。赵崇韬布阵迎战，战败被俘，损兵万余。王昭远亦被宋追兵俘获。正月十九日，后主孟昶见大势已去，举城降，后蜀亡。

荆湖、后蜀灭亡后，南唐、吴越臣服，唯南汉主刘鋹拒绝附宋。开宝二年（969年）六月，宋太祖以右补阙王明为荆湖转运使，做出战物资准备。

开宝三年（970年）九月初一，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率十州兵长驱南下，中间突破，直趋贺州（治临贺，广西贺县东南贺街）。潘美声言沿贺水东取兴王府（广州），以诱歼南汉军主力。及刘鋹派大将伍彦柔率舟师溯郁江、贺水西上增援，宋军伏击获胜，杀伍彦柔，占领贺州。

十二月，进至韶州（治曲江，广东韶关），南汉都统李承渥率兵十万于莲花峰（韶关东南）下，列象阵迎击宋军，宋军以强弓劲弩破其阵，占领韶州。

开宝四年（971年）正月，宋军攻克英（广东英德）、雄（治浈昌，广东南雄）州。二月，进至马径（广州北），以火攻破南汉招讨使郭崇岳六万兵，继攻陷兴王府，刘鋹降，南汉灭亡。

宋灭南汉后，南唐后主李煜，明臣服以求自保，暗备战以防宋军进攻。宋太祖志在统一江南。经两年准备，于开宝七年（974年）九月，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偕都监潘美，统领十万大军出荆南，调吴越军出杭州（屑浙江）北上策应；并遣王明牵制湖口（属江西）南唐军，保障主力东进。

十月十八日，曹彬率军顺长江东下，水陆并进，攻破池州（治秋浦，安徽贵池），占领采石（安徽当涂北）。于十一月中旬，在采石架通长江浮桥，保障大军渡江，继续向东推进。

开宝八年（975年）正月初三，宋军破溧水（属江苏），继与十万南唐军激战于秦淮河（江苏南京西），大败南唐军，直逼江宁（江苏南京）城，在西路王明军和东路吴越军配合下，全歼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率领的十万救援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攻破江宁，李煜降，南唐灭亡。

宋统一江南后，实力倍增。太宗赵光义决心继承太祖遗志，集兵攻灭北汉。鉴于北汉依附于辽，太祖曾三次出征北汉，皆败于出援辽军，遂制定围城打援、先退辽军、后取太原的方略，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亲率大军出征：命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招讨制置使，率军围攻太原；以云州观察使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孟玄喆为镇州驻泊兵马都钤辖，分别扼守石岭关（山西阳曲东北关城）、镇州（治真定，河北正定），待击辽援。

十五日，太宗率主力一部出镇州直趋太原。北汉主急乞兵于辽。辽以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耶律敌烈为监军，出东路，另以大同节度使耶律善补率军出北路，分路进援北汉。三月十六日，耶律敌烈于石岭关遭宋军突击，大败身亡。未几，北路辽军亦被击退。四月中旬，宋军扫清外围，集兵数十万猛攻太原。北汉主刘继元被迫于五月初六举城出降，北汉亡。

北宋统一战争历时十八年，北宋先后消灭南平（荆南）、后蜀、南汉三国，又于开宝八年（975年）击败了势力较为强大的南唐。此后，吴越与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势力纷纷“纳土”于宋朝，后灭北汉基本统一全国。结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方主要地区的统一。

北宋建立之后，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重新进行了统一中国的战争，这无疑是进步的行动。但同时必须看到，北宋的统一战争，也和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的统一战争一样，它的军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变的掠夺性。比如四川地区的动荡。

随着宋军在四川的暴行不断加剧，群众性的反抗斗争不时发生。“时‘盗’四起”的记载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乾德三年（965年），后蜀溃兵上官进等在梓州（四川三台县）集“亡命三千”，村民起而应之者竟有数万。接着，在绵州（四川绵阳县）又爆发了全师雄为首的反宋斗争，起而响应的有睦州（四川仁寿县）袁廷裕、资州（四川资中县）黄永浦、普州（四川安岳县）刘硬弓、昌州（四川大足县）杨德晖等。全师雄被推为“兴蜀大王”，军队号“兴国军”，有众10万，除少数降兵外，基本成分是“村民”。这场斗争波及四川地区的17个州。全师雄于乾德四年（966年）十二月病死，大规模的起义斗争才被宋军镇压下去，但其余波一直坚持到乾德五年（967年）四月，战争横跨三个年头，给宋军以沉重打击和教训，这和后蜀对宋的战争，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川地区此时发生之反宋斗争，归根到底是宋军的暴行引起的，宋军的暴行则应归咎于赵匡撤在统一过程中的一些错误政策。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当宋军伐蜀时，赵匡胤为了鼓舞士气，曾对大将王全斌等说：“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自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刘延让传》也记载说：“初出师也，太祖命之日：'所得具当倾格藏为肤赏战士，国家所收淮疆土耳。’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由此可见，赵匡胤给将兵的命令，连一句整顿军纪的话都没有，其主要精神就是强调宋政府只要求得到土地，其他一切都不管了，名义上是将财物赏军，实际上是放任将兵掠夺。显然，这种暗示性的命令，就是宋军在四川地区公开抢劫的根据。赵匡胤灭后蜀的目的达到了，但同时却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关于宋军入蜀的种种暴行，可以说史不绝书。《东都事略·卷二十·王仁赡传》记载：“仁胎平蜀，坐没入生口（奴隶）、财货、杀降兵，致蜀土扰乱。……初，大将王全斌贪财货，不取军政，‘寇盗’充斥。”《宋史·卷二百五十五·王全斌传》也记载他。“专杀降兵，檀开公努，豪夺妇女，广纳财货，敛万民之怨磋，致群`盗’之充斥”。如此等等，就是四川人民反宋斗争的基本原因。

北宋统一战争结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方主要地区的统一，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北宋王朝统一战争所以能取得胜利，其军事上的原因，一是先南后北战略方略符合当时南弱北强的情势，二是宋太祖、太宗针对不同对象，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法，抓住战机，充分准备，巧妙用兵，获得胜利，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很重要地位。北宋基本统一了古代中国，为社会安定和发展南北经济文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