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适用对象不同，“国事”可用于国内，也可用于国际，如“国事访问”是一国首脑接受他国邀请所作的正式访问；“国是”所指的国家大事则严格限用于国人在中央所议之国家大事。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共商国是”。

（3）语体色彩不同，“国事”是颇具口语色彩的词，“国是”是用于书面语的文言词。

（4）语法功能不同，作为名词，二者都能作主语、宾语，但“国事”还能作定语，如“国事访问”；而“国是”就无此用法。

“两会”期间，新闻经常会出现“两会代表委员共商国是”这样的说法，其中“国是”一词引人关注，因为比较少见。有些人就会问为什么是“国是”而不是“国事”。一般会得到这样的答案：“国是”是国家大事，是指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样的答案虽然权威，但是还是解决不了一些对词语敏感的人的困惑：为什么偏偏要用“国是”来特指“国家大事”，“是”可以代表“大事”吗，“国家大事”这样的解释能够准确把握住“国是”概念的内涵吗？带着这些困惑，我们来试着考察一下“国是”的真实内涵。

刘向《新序》卷二《杂事二》：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孙叔敖曰：“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乎？亦在臣乎？”孙叔敖曰：“国君骄士曰：‘士非我无逌富贵。’士骄君曰：‘国非士无逌安强。’人君或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国是无逌定矣。夏桀殷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故致亡而不知。”庄王曰：“善哉！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第一句话，楚庄王说他不知道拿什么来做为“国是”，“是”在这里有确定的意味，有“正确”的意思，也有人解释为“是，则也”，也就是法则的意思。无论意思如何，国是在这里就是一个国家确定下来的，认为正确的事情。这里的“是”与“非”相对，所以孙叔敖回答“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把一些事情、政策定为“是”，与之相反的意见就是“非”，“国是”必定会遭到反对派的诘难，持“非”意见的人，必定会厌恶这个“是”。这就是“众非之所恶也”。所以一件事是不是“国是”，不是君王轻易能定的（臣恐王不能定也）。于是楚庄王就说：单单君王不能定吗？是不是臣下也定不了？孙叔敖回答：……君臣不合，国是就定不下来。夏桀、殷纣没有和士大夫共同定下一个“国是”（国家定下来的认为正确的事情准则政策等等），而是合自己心意就定为“是”，不合自己心意就定为“非”（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为非），所以到国家灭亡都不知道原因所在。楚庄王说：很好！愿相国和诸侯士大夫们一起定下“国是”，我不敢恃国而骄。从“国是”出处这段典故来看，“国是”中的“是”始终是与“非”相对应的。正确的叫做“是”，不正确的叫做“非”，这里是由一个人的是非引申到一个国家的是非，一个国家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选择哪些作为“国是”，哪些作为“国非”。这样解释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国是”不同于“国事”，“国事”是一个中性词，而“国是”不是中性的，它是代表一个国家确定下来认为正确的东西。当然，“国是”由谁来定，要分不同情形，像夏桀和殷纣凭由于处在君王的地位，凭自己的意愿来定“国是”，结果只能是“亡国而不知”。

我们从出处已基本能解决我们前面提出的困惑了。但是，事物的演变总是很有趣的，后来人们在引述孙叔敖“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总是丢了一个“非”字，变成“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这就很难解释了，为什么“国是”会被“众恶”。说起这段公案，还得回到宋朝，当时正值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变法引来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浪。于是就有了神宗和司马光下面的对话：

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变法是在神宗的支持下进行的，神宗对变法偏心，在面对变法的反对者司马光时，他说：现在普天下反对变法的声势浩大，真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而大家都反对”。神宗在这里引用孙叔敖的话时，把“非”字去掉，这样就完全改变了愿意，变成了针对司马光的语言武器，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变成，变法是对的，是国家正确的方针（国是），而大家愚昧无知都来反对。司马光也毫不示弱，他回答说：确实如陛下所说舆论纷纷。但是，陛下应当辨别其中真正的“是”与“非”。今天，条例司（当时的改革机构）的所作所为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三个人认为是对的（以为是），天下人都认为是错的（以为非）。陛下难道能只跟他们三个共同治理天下吗？司马光言下之意：陛下你所说的“国是”不是真正的“国是”，只是安石、韩绛、吕惠卿三人认为的“是”，而不是天下人认为的“是”，也就是这个“是”其实是“非”，才会导致“众之所恶也”。在这段对话中，“国是”中的“是”依旧是与“非”相对应。我看了好多关于“国是”这个词的解释，都完全没提及“是”是与“非”相对应的。宋神宗与司马光的对话相较于楚庄王与孙叔敖的对话，“国是”的内涵发生了点轻微的变化，在楚庄王与孙叔敖中，国是的概念比较广泛，是强调君主要与臣下共同来决定国家事务，国是在这时没有特指什么事。而宋神宗与司马光的对话中，国是是针对变法与反变法两条路线，这里神宗跟王安石把变法定为“国是”。于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国是”的含义清晰化和狭隘化，变成指代国家认定的路线，用现代的政治词语来说就是“正确路线”或者“最高纲领”。当然，这里只能说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国是”这个词有演化成政治词语的苗头，但是这时“国是”的出现是因为神宗引用孙叔敖的话，还没有独立使用，所以基本保持原意。也许这样说读者很难理解这种演化的意义。我举个例子，“革命”本来是一个普通词语，但后来演变成“革命”就是对的就是真理，只要哪一派政治团体取得了“革命”的地位，它就可以把对手称之为“反革命”并进行打击。至于什么才是才是“革命”，那就是人说了算了。“国是”在北宋开始有这样的演变是从王安石的变法开始。某派的政见一旦取得“国是”的地位，反对派就会被以“动摇国是”为罪名遭受打击。特别是在南宋，用“国是”的名义压制反对派是最基本的政治手段。不同的是，北宋只有变法一派把自己的政见定为“国是”，可见那时“国是”的作为政治词语的概念还没定型，到了南宋，无论哪一派都会争夺“国是”的地位。北宋的“国是”在于“变法”和“恢复祖宗法度”两条路线，南宋的“国是”在于“战”“守”“和”三条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