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1849年的革命动荡对奥地利帝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之一便体现在其财政状况上。这一时期的事件不仅动摇了国家的政治稳定，也严重耗损了本已脆弱的国库。由于国家没有获得外部救济，财政压力持续增大，即使税收在不断增加，每年的赤字也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奥地利政府被迫发行折价纸币，实际上连面值降至五分的纸币也进入流通。

1849年1月14日，德意志的领导人将奥地利帝国排除在新形成的德意志邦联之外。1851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决裂。1851年12月31日，帝国法令宣布“3月4日宪法”无效。奥地利帝国各省被分割，每个省的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议会的职能被大大削弱。此外，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成了德意志化政策的工具，特兰西瓦尼亚王国、克罗地亚王国和塞尔维亚王国再次脱离奥地利帝国获得独立。1856年3月30日，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最终在巴黎大会上起草并签署了《巴黎和约》，在会议上，意大利问题被提出讨论，奥地利帝国所处危险境地也被提醒。

1866年，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之间爆发普奥战争，普鲁士军队成功击败了奥地利军队，战争结束后，普鲁士与奥地利在布拉格签订了《布拉格条约》。条约规定奥地利不得干预德意志之内政，并解散德意志邦联。奥地利允许以普鲁士为首于1867年成立北德意志联邦，奥地利不得参与或干预。普鲁士兼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公国及法兰克福。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从德累斯顿召集了萨克森政治家和奥托·冯·俾斯麦的对手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波伊斯特，并在其帮助下，签订了《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即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之间的双重协议。意识到匈牙利已经有了高度的民族存在感，哈布斯堡王朝要实行中央集权是不可能的。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波伊斯特同意将匈牙利王国分离出去，这样就有可能使匈牙利王国成为盟友，并在其帮助下抵制其他国家建立联邦国家的要求。

1867年年初，在1849年遭流放的安德拉西·久洛的带领下，匈牙利王国同意通过成立单独内阁来保障匈牙利王国的政治独立。1867年6月8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布达加冕，从而保障了匈牙利的历史权利。一种成为今日奥匈帝国政府的基本体制就建立了。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上二元制奥匈帝国得以建立，该国由两个完全平等的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府，但由一个君主统治，官方名称是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由在过去构成圣斯蒂芬王冠领地的省组成，即匈牙利本土、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塞尔维亚和军事边界。奥地利帝国包括其余的十七个省。匈牙利被称为外莱塔尼亚，奥地利被称为内莱塔尼亚。内莱塔尼亚的名字来源于莱塔河，莱塔河成了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边界。

《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规定了匈牙利王国的一般权力，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加冕仪式和加冕宣言就体现了这些权力。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承诺将亲自行使行政权，废除巴拉丁伯爵的职位。如果匈牙利议会因预算表决被解散，新议会将在一年内召开。国防是匈牙利王国与奥地利帝国的共同事务，正如外交事务是整个奥匈帝国的共同事务一样。匈牙利议会只负责匈牙利事务。财政、军队和外交事务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共同事业。匈牙利王国只能同立宪政府国家建立联盟，因此，其他立宪政府国家也必须在立法议会中享有合法席位。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会设立一个特别部门来处理整个奥匈帝国的共同事务。来自奥匈帝国两个议院的代表团将负责安排与“其他国家”议会代表团对所有共同事务进行谈判。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的代表团成员数量相同，分别在佩斯和维也纳召开议会。双方讨论公共事务时，都要使用最合适的文字和语言。共同内阁由两个代表团管理，两个代表团主要职责是讨论共同预算问题。两个代表团可行使自己的主权，如果两个议会中任何一个议会遭到解散，那么其代表团事实上也就被解散了。匈牙利王国不对未经其议会同意而签订的债务负责，但愿意承担共同债务的部分份额（百分之三十）。匈牙利王国接受奥地利的关税制度，并将收入用于奥匈帝国的共同防御。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统一货币，但匈牙利王国在铸币上保留使用本国语言的权利。

1872年9月，奥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及首相安德拉希·居拉伯爵、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及首相A.M.戈尔恰科夫访问柏林，与德皇威廉一世及首相俾斯麦会晤。三国首相最后议定：维持欧洲现状；协同解决东南欧的纠纷。

1873年5月6日，德皇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毛奇访问圣彼得堡，德、俄签订共同防御协约。约同年6月6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和戈尔恰科夫访问维也纳，俄、奥两皇又签订《兴勃隆协定》，约定：遇有第三国侵略危及欧洲和平时，两国应立即商讨共同的行动方针。德皇也加入这一协定，协定至1875年有效，史称第一次三皇同盟。

1875年，黑塞哥维那地区发生反抗土耳其的起义。同盟的态度是：寻求避免大规模暴乱、催促苏丹进行多项改革，包括基督徒宗教自由。另外组建基督徒及穆斯林混合委员会，以监督苏丹的改革。这一态度体现于安德雷西文件中。英法对此赞同，安德雷西文件递交予苏丹，苏丹于1876年1月31日同意文件的建议。然而，黑塞哥维那的反抗军领袖，却拒绝接受这份文件，指出苏丹曾经承诺进行改革，不过从未有履行。当起事被大规模镇压后，谣言指奥斯曼帝国对反抗省份居民施以暴行，谣言冲击了欧洲人的感情。俄国这时发动战争，于1877年4月24日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国成功争取到奥匈帝国的中立，透过许诺战后与奥匈瓜分战时夺取的土地，即奥匈将取得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但是，英国催促德国及奥匈帝国向俄国发出警告。于是俄国与土耳其媾和，签订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借着条约俄国可以操控新独立的多个国家，在东南欧的影响力将会大幅提升。

1878年柏林会议召开，7月13日签订《柏林条约》，《柏林条约》签订之后，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根据《柏林条约》第25条和有关法律仍属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由奥匈帝国占领。这为奥地利吞并波黑和向巴尔干腹地渗透打通了道路。条约规定奥匈的占领期为30年，实际上奥斯曼土耳其已失去了对波黑的任何主权。奥匈当局视波黑为“哈布斯堡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立即派来了大批军队驻守，并委派大是行政人员管辖波黑的各个部门，以防奥斯曼土耳其卷土重来或被塞尔维亚占领。奥匈帝国的到来，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波黑4个世纪的封建统治，为该地区的欧洲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奥帝国在波黑建立了一整套便于统治的军事、行政和政治制度。帝国的财政大臣兼任波黑的最高行政长官将波黑的海关与奥匈帝国的海关融为一体，宣布该地区的公民为帝国的臣民，并将行政首府设在萨拉热窝。

这时，波黑居民分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他们分别信仰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据奥匈当局进驻波黑后所进行的人口调查资料，当时穆斯林占总人口的38.73%、东正教徒占43.88%、天主教徒占18.3%。而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波黑地区的总人口约为190万。这种种族属性和宗教信仰比例关系变化不大，基本上维持到今天。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历史、宗教、文化和思想上的区别，在反对共同敌人奥匈占领当局的斗争中无法团结一致。塞尔维亚人希望回到自由的塞尔维亚王国；克罗地亚人期待克罗地亚统一，继续留在奥匈帝国；穆斯林则怀念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的辉煌。

柏林会议后，德奥与俄关系恶化。俾斯麦为了防止俄、法联合，使自己两面受敌；而俄国也想联合德国在近东和两海峡与英国抗衡，因而在1881年6月18日俾斯麦与俄、奥两国大使在柏林又签订了三国协定。为期3年。1884年续订，1887年废除。史称第二次三皇同盟。协定规定：缔约国之一与第四国作战时其他两国应守善意的中立，并尽力使冲突局部化；对土耳其欧洲领土的任何改变须经三国共同协议：三国承认封闭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原则，务使土耳其不得将海峡供任何交战国作军事活动之用。另外，三国又签订一项附加的协议书，规定：奥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保留随时吞并之权；三国不反对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的合并。协定和协议书是秘密的，1920年才被披露。1887年协定期满，因俄、奥在巴尔干冲突加剧而未再续订。同年，俾斯麦另与俄国订《再保险条约》，此约维持到1890年。柏林会议后，俄德关系迅速恶化。俾斯麦为对付俄国并防止俄法接近，决定先发制人，谋求与奥匈缔结反俄同盟。

1883年，罗马尼亚与奥匈在维也纳订立了同盟条约，主旨在反对俄国对巴尔干的扩张。同日，德国声明加入。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三国同盟。1908年，帝国宣布正式吞并波黑，最终导致了萨拉热窝暗杀事件。

1895年，波斯尼亚地区民族矛盾激化，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发生争执，经过外交斡旋，双方达成妥协，但波斯尼亚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为未来的巴尔干战争埋下了伏笔。1896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日益激化，奥匈帝国试图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塞尔维亚等国对奥匈帝国在波黑的扩张表示强烈不满。通过外交协商，各方达成妥协，暂时缓解了危机。1897年，面对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态势，奥匈帝国为求自保，积极寻求与德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同盟关系。随后，德国与奥匈帝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承诺在彼此遭受攻击时相互提供军事援助。

1903年10月，匈牙利前首相蒂萨·卡尔曼之子伊什特万接替首相职位，并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达成军队改革和王室特权的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在匈牙利境内使用匈牙利旗帜和军徽、匈牙利军官使用匈牙利语、为匈牙利士兵学员提供更多教育设施、缩短军官服役期限以及军官和士兵使用匈牙利语。然而，反对派并不接受这项协议。独立党同意不再进一步阻挠议会，条件是废除《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并要求议会宣布：“在匈牙利，每一项权利及在军队中与服役和指挥语言有关的权利都是通过立法机构进行的国家意志的表达。”1905年5月，帝国议会通过新的《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按照该方案，奥地利帝国将与德意志帝国、意大利王国、俄罗斯帝国、比利时王国和瑞士王国签订的商业条约，但匈牙利王国议会不愿通过该方案。奥地利人对匈牙利王国的反对情绪越来越高涨，帝国议会的泛德意志代表大胆要求与匈牙利王国断绝关系，以换取与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关系。1905年9月，布达佩斯爆发了一场社会主义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人们对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匈牙利王位问题的热情逐渐消退，转而聚焦于争取选举权的呼声。

1905年-1906年，波西米亚地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奥匈帝国的统治产生不满，发生波西米亚危机，奥匈帝国通过一系列妥协措施暂时平息了危机，但民族矛盾仍未解决，加剧了帝国内部的分裂，为日后的解体埋下了伏笔。1906年是奥匈帝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奥匈帝国已经立宪，人民被授予许多额外特权。

1907年，为缓解民族矛盾，加强中央集权，奥匈帝国进行宪法改革，通过新的宪法，赋予地方更多自治权，但实际效果有限，改革未能根本解决民族问题，但为帝国后期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同年，奥地利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普选选举，这一改革标志着帝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转变。在此之前，选举往往受到贵族和上层阶级的影响和控制，而这次普选则使得更多民众能够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通过普选选举，中央政府能够更直接地掌握民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这对于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08年，奥匈帝国为加强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宣布波黑为其直辖领地，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俄国等国家对奥匈帝国的行动表示不满，但并未采取军事行动。1908年-1909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危机引发国际关注。

1909年2月26日，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签署了一项重要协定书，最终解决关于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补偿问题。同年，面对周边国家的军备竞赛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奥匈帝国加强军备扩张。1910年，面对国内日益增长的民族和民主诉求，奥匈帝国尝试进行政治改革，包括加强地方自治、扩大议会权力等。改革方案因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未能完全实施。

1912年—1913年，巴尔干半岛国家为争夺领土和势力范围而爆发巴尔干战争。奥匈帝国支持保加利亚等国，但最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巴尔干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列强在该地区的竞争和冲突，使国际关系更加紧张。

1914年，面对奥匈帝国的扩张和威胁，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选择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奥匈帝国。联盟的形成使得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受到制约，分散了其在该地区的力量和资源。这有助于其他巴尔干国家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利益。加剧了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局势，使得该地区的冲突和战争风险进一步升高。

巴尔干半岛由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两大军事集团利用矛盾先后制造了一系列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致使巴尔干地区的各种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处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两地的人民强烈要求摆脱奥匈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建立统一的国家。积极主张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代表人物、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选择在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的“国耻日”）到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去巡视，激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愤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从军演结束后在市区访问途中被17岁的塞尔维亚族爱国青年普林西普枪杀。这次事件使奥匈帝国于7月向塞尔维亚宣战，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后，奥匈帝国与俄国于1914年-1918年在东线展开激战，帝国试图夺取战略要地并削弱俄国的军事实力，包括加利西亚战役、布鲁西洛夫攻势等。奥匈帝国在东线战事中表现不佳，多次遭受挫败，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东线战事对奥匈帝国的经济和军事造成了巨大压力，加速了其战败的进程。1915年5月，意大利原本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结为同盟，但在战争爆发后，意大利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奥匈帝国作战，使奥匈帝国在南线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

1916年11月21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因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而去世。他的去世不仅削弱了帝国的领导力量，也加剧了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和分裂倾向。1916年11月30日，根据奥匈帝国的继承法，其侄孙卡尔成为帝国的下一任皇帝，史称卡尔一世。

1918年夏，一战战事对同盟国不利，奥匈帝国已经无法将众多民族联合在一起，其它成员也对帝国丧失了信心：经济发展已经停止，许多战前在奥地利部分引入的开放政策被取消，引发民族主义者不满。一战期间，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民族争取独立和自治的呼声日益高涨。

1918年9月和10月，一系列地区宣布独立。1918年10月14日，奥匈帝国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要求停战。10月16日，卡尔一世发布公告，向各民族放权，提议将奥匈帝国改革为一个民族联盟或联邦国家。然而，奥匈帝国的一系列地区相继宣布独立，1918年10月28日，捷克首先宣布独立，匈牙利其次。10月31日，加利西亚宣布独立，脱离奥匈帝国。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与协约国达成停火协议，奥匈帝国最终战败。

奥匈帝国在战场上的失利和内部矛盾的激化使得其解体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1918年11月11日，卡尔皇帝在帝国夏宫美泉宫内宣布退位，奥匈帝国覆亡。同年12月1日，塞尔维亚、黑山以及原奥匈帝国所管辖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伏伊伏丁那等地共同组建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

奥匈帝国解体后，奥地利和匈牙利成为共和国，哈布斯堡王朝被驱逐。匈牙利起初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但1919年罗马尼亚入侵后保皇势力又开始抬头，于1920年又恢复为王国，但没有国王。1921年3月-10月，卡尔一世企图占据这个王位但没有成功，他被放逐到葡萄牙属马德拉群岛，后来在那里逝世。从奥匈帝国分裂出的国家有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等，此外波兰、罗马尼亚、意大利也获得部分前奥匈帝国的领土。

虽然奥匈分裂出的国家表面上遵从民族自决，但实际民族疆界的划分极其混乱不堪（例如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而且有些直到战前都拥有过完整历史疆界国家（例如匈牙利）惨遭肢解，而有些组成民族不同、本不应草率合并的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却占有了很多原本不属于他们领土。这些民族和历史疆域的划分非但没有使得东欧和巴尔干人民过上自给自足的新生活，反而招致这些小国在互相攻击，以至于很多国家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给了东欧人民带来了重大灾难。

这些国家中大部份的基础工农建设、财政贸易结构、教育军事体系基本沿用奥匈的老路，却又因为国内市场迅速萎缩、原料人力严重不足而不能像在原奥匈时代那样各司其职的进行产业分工。虽有相同的交通和通讯设施这些便利条件，但因为政治上的敌对和高额的关税壁垒而不能发挥原本的作用。事实上，很多国家虽然从奥匈帝国获得了独立，但无论从国际地位、经济状况（这一点除捷克以外）、和军队实力都无法再与之前的奥匈相提并论，有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远远低于奥匈帝国还存在时候。加之很多国家刚独立，民族主义的气焰正浓，为本争取利益而不惜手段，结果让21世纪初的东欧和巴尔干问题埋下更多祸根。

奥匈帝国位居欧洲中部，其土地面积是676615平方公里（1914年），在当时是欧洲第二大国家，仅次于俄罗斯帝国。帝国以莱塔尼亚河为界，分为内莱塔尼亚（Cislethania，即奥地利帝国）和外莱塔尼亚（Translethania，即匈牙利王国）两部分。内莱塔尼亚涵盖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波希米亚（今捷克部分地区）、摩拉维亚、加里西亚和达尔马提亚；而外莱塔尼亚则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埃尔代伊。费乌姆（克罗地亚语称里耶卡）作为自由市，亦属奥匈帝国管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作为独立的帝国直辖地区，由匈牙利和奥地利共同管理。此外，奥匈帝国还在中国天津拥有1030亩的奥租界。

内莱塔尼亚的王国和领地：分为3个王国、7个公国、1个侯国、1个地区和1个省份。外莱塔尼亚：分为2个王国、1个自由市和1个直辖省份。

奥匈帝国有三个不同的政府：匈牙利政府、奥地利政府和一个位于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匈牙利和奥地利各有各自的议会和自己的首相，但在外交、军事和财政方面均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决策。中央政府由皇帝领导，他任命负责外交、国防和财政的部长，并享有对这些领域的最终决策权。中央政府负责陆军、海军、外交和对外贸易。奥匈帝国内的一些地区如加利西亚和克罗埃西亚享受特别地位，它们拥有特殊的政府形式。

对于双方的共同事务，两个国会各自提名60位人组成“代表团”，每年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会商，地点每年轮换。这种机制旨在确保双方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在匈牙利，上院直接选举出20个代表，其中有一个是克罗地亚人，下院40位代表亦由直选得来，其中有4位克罗地亚代表。在奥地利方面，同样是上院20位代表、下院40位代表，但这些代表来自于不同的省份，代表的民族成份也因此与各地的人口分布相应。这种安排反映了奥地利境内多元民族的特点，例如波希米亚人有10位代表，而蒂罗尔或伏拉尔贝格可能只有1位代表。尽管匈牙利在全国总人口中只占五分之二，但它在国家事务中拥有与其他所有五分之三的人口同等的决策权。

尽管匈牙利在国家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从未有匈牙利人担任过国防部长一职。部长会议由多位部长、首相或总理等领导，而两国的议会通过选派委员会和代表团来监督三个部门的工作，但这些监督主要集中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行政上，部长对皇帝负责，皇帝拥有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权力交叉常导致摩擦和低效，尤其军队受影响。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征兵、驻扎地等方面承担责任，对中央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努力扩大自身权力。两地区中，奥地利占人口和经济资源多数。自1867年起，两政府与中央政府间最大的争执是费用交纳问题，每次协商都引发争议，导致宪法危机。尽管有所调整，匈牙利负担比率仍维持在较低水平。总体而言，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体现了君主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复杂平衡。

《大臣协议章程》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赋予了奥地利皇帝多重头衔，包括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国王、加利西亚与洛多梅利亚国王、伊利里亚国王、奥地利大公、布科维那大公、施蒂里亚大公、卡尼奥拉大公、卡林西亚大公、西里西亚大公、摩拉维亚侯爵、哈布斯堡伯爵和蒂罗尔伯爵。在这些头衔中，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最能够体现君主的实权。

根据1867年5月签订的“奥匈协议”（奥地利称之为“第七号法律”），弗朗茨·约瑟夫承认包括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高地、边屯区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在内的“圣史蒂芬王室领土”的统一与完整。相应地，匈牙利国会承认皇帝兼国王负责外交与国防，他有权任命掌管这些事务及双方共同财政的联合大臣。表面上看来，奥匈帝国在政治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以德意志人为主干的奥地利部分，另一个是以马扎尔人为主干的匈牙利部分，实际上，在这两部分之后还是哈布斯堡王室行使着最终的权力。弗朗茨·约瑟夫以某些直接管理权力为代价，换来了强大皇权。

奥匈帝国帝国议会由上下两院构成，内阁虽然对其负责，但仍旧维持着自身的独立权力。下议院的成员是由帝国的十七个省议会共同选举产生的，确保了各省份在议会中的代表性。帝国议会与省议会之间的权力划分十分明确，这样的设计旨在将更多的决策权赋予中央政府，以强化其对整个帝国的统一管理。这种安排不仅让中央政府掌握了新闻、公共会议、协会的管理权，还确保了其在“信仰自由”、教育、刑事司法以及公民和商业权利等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中央政府对法院和行政机关的组织形式也拥有最终的决策权。这种制度设计确保了中央政府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方面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议会内阁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奥地利帝国从1855年以来遭受的宗教和教皇绝对权力的束缚中解救出来。议会内阁也改革了司法、财政和军队。

依据《克罗梅日什草案》，奥匈帝国设立了一个最高帝国法院（das Oberste Reichsgericht），该法院具有现代宪法法院的部分职能，包括保障国民的宪法权利、裁决帝国各州之间的纷争、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权限争议，以及对部长、州长等的控诉进行裁决（第140条）。尽管《克罗梅日什草案》并未实际实施，但它明确规定了“奥地利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保护”。尽管草案中并未明确规定对侵犯人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应予以撤销，但它确实规定了国家有义务消除此类行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和影响。1867年12月21日，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颁布“十二月宪法”。奥地利帝国设立了一个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l867—1918），它被看作是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先驱”，其设立和发展奠定了奥地利宪法法院发展的基础。“十二月宪法”中的（关于建立帝国法院的国家基本法和关于法官权力的国家基本法）成为帝国法院设立的“宪法基础”。帝国法院发挥了现代宪法法院的部分职能：解决国家机构之间的权限冲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审查违宪的行政行为和审查法规的合法性。

奥匈帝国法院的案件审理程序主要是由《帝国法院法》和《帝国法院议事规则》规定的。帝国法院法第3条明确了帝国法院的组织结构和审理程序。根据该条规定，帝国法院从其法官中选举出一定数量的常务负责法官，他们的任期为三年。这些常务负责法官的主要职责是对分配给他们的案件提出裁决意见及理由。这意味着在帝国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案件通常会被分配给一至两名常务负责法官进行深入研究和裁决建议的提出。随后，帝国法院的法官们会根据常务负责法官提出的裁决意见进行表决。这一机制确保了审理的公正性和专业性，因为裁决意见是由专门的常务负责法官经过深入研究和审议后提出的，而其他法官则在此基础上进行表决。值得注意的是，帝国法院做出有效裁决需要满足一定的出席条件。根据帝国法院法第6条，只有在主席和至少8位法官出席的情况下，帝国法院才能做出有效的裁决。这确保了裁决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因为它是由多数法官共同参与和表决的结果。在裁决过程中，“以绝对多数做出”意味着裁决必须获得出席法官中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当表决的票数相同时，主席会进行投票表决。在这种情况下，主席的意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将决定裁决的最终结果。这种机制确保了在出现争议时能够做出明确的裁决，维护了帝国法院的权威和效率。

1867年，奥匈帝国改革为“二元政体”后，奥匈帝国军队仍在皇帝的专属控制之下，但进行了彻底重组，其中规模最大也最为重要的是帝国国防军（皇室与王室联合军队），其中包括总参谋部（一个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军官组成的精英机构，负责作战计划、动员和指挥），接收来自帝国各地所有兵源的四分之三。

1868年，在普鲁士制度的影响下，奥地利帝国对其军事法规进行了全面改革，从而实现了军队的高效重组。在1870年和1871年，奥地利帝国对其军事指挥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总参谋部和战地办公室分别进行了重组，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和军事需求。

1868年至1914年间，奥匈帝国军事组织有显著发展。匈牙利王家防卫军与奥地利地方防卫军尤为突出，起初作为预备役部队，后逐渐正规化，1912年始获火炮部队。1882年实行属地化管理，部队不再调离家乡，帝国划分为16军管区，司令部负责各区训练与补给，加快动员速度，强化部队与地方联系。

奥匈帝国军队组织独特，但基本结构与欧陆短期服役军队相似。国防军、奥地利地方防卫军和匈牙利王家防卫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师，约1.8万人。国民军的最高编制是旅，约8000人。每军辖2至3师，师辖2旅，旅辖2团（标准配置，国民军和行军旅除外），团辖3至4营。尽管各部队间存在细微差异，但全员营均约1100人。

关于国防开支，依据相关规定，每十年，两国需就帝国国防开支中各自应分担的份额进行协商。起初，匈牙利承担了30%的共同费用，后逐渐提升至33%，至1907年更是增长至36.4%。而奥地利方面早在1897年就提出，匈牙利应承担总费用的42%。

根据奥匈帝国法律规定，健康男子需服兵役。1868年，奥匈帝国为提高军队战斗力，采纳了普鲁士的普遍兵役制，这一制度随后在欧洲大陆广泛采用。军队中，专业军官和士官负责指挥和训练，普通士兵则从臣民中选拔：17至30岁的男性臣民需服兵役。自1883年起，每年额外招募1万名士兵接受8周基础军事训练，作为预备役人员，以增加部队中训练有素的兵源。1886年进一步改革后，将服役年龄范围扩大至19至42岁。和平时期，男性在21岁生日时入伍，国防军服役3年，地方防卫军服役2年。中产阶级及以上、具备中学教育背景的见习军官仅需服役1年。服役完毕后，士兵离开军队但须在后备役留守10年，之后转入三线预备役即国民军。

1912年，国防军服役期由原来的3年缩短至2年，但骑兵与炮兵仍为3年。拥有5100万公民的奥匈帝国却每年只征召总人口的0.27%服兵役，而当时俄国为0.35%。

1914年，征兵在形式上已尽可能遍及所有的成年男性，但实际上，部队没有足够的资金每年招募超过符合服役条件的年轻男子四分之一数量的兵源。奥匈帝国从70个预备役民兵团中召集了一批37至42岁的士兵，编入国民军步兵团，每个团由三到四个营组成。其中，奥地利国民军营级部队包含986名士兵，而匈牙利国民军营级部队规模稍大，每个营有1107人。1914年8月，为达到168.7万名官兵的动员目标，军队紧急征召所有训练有素的预备役人员。相较于德国军队常备团兵力保持四分之三，奥匈帝国“现役”兵力较少，国防军或奥地利地方防卫军仅占25%，动员后匈牙利王家防卫军中仅占18%。

奥匈帝国军队由陆军和海军构成，平时维持25至26万兵力，战时可扩展至80万，年度新兵招募达10万，其中匈牙利贡献4万。一战爆发前夕，奥匈帝国陆军占据主导地位，而海军则处于辅助地位，这些新战术本应基于更为广泛的团队合作与小团体间的紧密配合。

奥匈帝国海军作为帝国的海上武装力量，成立于1867年。1909年，奥匈帝国开始着手培养飞行员，并于1911年建立了初步的航空基地，至一战期间拥有7个主要航空基地。在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奥匈帝国海军与其他四国海军合作，封锁了黑山王国的巴尔港口，以迫使其交出阿尔巴尼亚土地。随着1918年帝国的解体，海军也随之消失。

1914年，奥匈帝国国防军共有110个步兵团、30个轻步兵营、42个骑兵团和火炮部队。另外两支规模小得多的部队，最初打算作为预备役部队，分别是奥地利地方防卫军（1914年为37个步兵团和6个骑兵团）和匈牙利王家防卫军（32个步兵团和10个骑兵团，只从自己那一部分王国征兵）。1914年战争前夕，奥匈帝国军队共有1.8万名职业军官和约43万名士官。

为增强兵力，奥匈帝国创建了行军营，这些部队多为预备役，其行军旅装备有限，最多配备6门轻型野战炮，且无机枪，与国民军相似。奥匈帝国最著名的系列步兵枪包括曼利夏M1886、1888、1890和1895型。这些步枪围绕曼利夏盒式弹仓、漏匣和直拉式枪机设计，具有高效的射击性能。奥匈帝国军队使用Frommer Stop手枪（这款手枪于1912年完成研制）作为制式武器，它有两种口径：7.65mm勃朗宁和9mm勃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款手枪继续在匈牙利陆军以及其他安全机构中使用，直到二战结束。

1906年，英国皇家海军建造了世界上首艘无畏舰，引发全球海军强国竞相建造无畏舰的热潮。奥匈帝国也于1908年开始在里雅斯特建造无畏舰，其舰载武器则由斯柯达工厂制造。1910年，奥匈帝国海军预算大幅增加，以支持更多无畏舰的建造和现有军舰的升级。

奥匈帝国海军在作战中主要运用了水上飞机。在1912年，他们从法国购入了法曼式的小型船身式水上飞机。同年，雅各布·洛内尔（Jocob Lohner）公司成功研制出奥匈帝国首款国产船身式水上飞机。奥匈帝国海军的主力是国产洛内尔型船身式水上飞机，这是一种双翼多用途飞机，其主翼下方配备两个小型浮筒。根据不同的用途，这种飞机在战争期间生产了多种型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T型装备了160马力的戴姆勒发动机。1913年，在对阿尔巴尼亚的封锁行动中，奥匈帝国首次使用水上飞机参与军事行动。之后，奥匈帝国的水上飞机主要分为两大类：以空战为主的机型和以轰炸为主的机型。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单座的汉莎·勃兰登堡CC型，后者的代表则是汉莎·勃兰登堡W13型。一战开战初期，奥匈帝国海军就配备了22架水上飞机。

1914年，奥匈帝国军队包括48个步兵师、11个骑兵师和36个国民军旅或行军旅，配备2600门火炮。到1918年一战结束之际，奥匈帝国拥有海军飞机232架。

19世纪60年代，中欧迎来了“蒸汽动力时代”，工业革命继续加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二元制的实施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政治稳定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奥地利，铁路网在1848年前已从波希米亚扩展至边境地区，连接了西欧与东欧。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工厂逐渐采用蒸汽机驱动设备，提升了工业生产的速度和效率。维也纳至布达佩斯的沿线，厂房遍布，烟雾弥漫。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剧，年轻人怀揣希望涌入城市，而一些人在都市的繁华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另一些则在拥挤的贫民窟中憧憬新生活。

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奥地利本部经历了工业迅速发展的阶段，尤其在捷克和摩拉维亚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捷克的石煤开采量大约增长了3倍，褐煤开采和铁的生产更是增加了5倍。据统计，1913年奥地利的工业生产比180年增长了2.5倍，年均增长率为3.9%。此外，煤炭产量也从1870年的730万吨增加到了1913年的4390万吨。同时，生铁产量从27.9万吨跃升至175.8万吨，钢产量则从2.2万吨大幅增加到261.1万吨。

1890年，奥匈帝国的铁路总长度为27000公里，而到了1911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46000公里。铁路的扩张不仅加强了国内各地的联系，促进了物资和人员的流动，也为帝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持。在匈牙利境内，多个工业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冶金工业、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提升了奥匈帝国在重工业领域的竞争力，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业机械的进步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效率提升，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技术支持。而食品加工业的增长则满足了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到一战前夕，奥匈帝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工业大国之一。其工业总产值占到了欧洲的6%，在欧洲工业国中名列第四，仅次于英国、德国和法国。

1848年奥地利革命之后，地主们利用赎金的机会，开始着手扩大生产规模并进行土地改良。农民们因为获得了自由身份，也展现出了更高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当时农村的土地分布过于零散，这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壮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19世纪中后期，奥匈帝国政府推出了一项“合并法”，该法案旨在推动土地的有效集中，从而为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和推广铺设道路。匈牙利王国经历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1897年，农业法案出台时，多数议员为土地所有者。之后，议员更多地代表工商业者利益。在经济立法方面，匈牙利相对开明和进步，但1897年的《农业雇主法案》和《工人法案》对劳动者规定严苛，这在当时算是较为突出的特点。这些变化反映了匈牙利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的演变。

匈牙利农业的显著发展引人注目。当时，大地产制度得以保留，据统计，1895年大约4000户拥有1420英亩以上的大地主占据了全国可耕地的33%。随着土地和农业技术的改良，以及符物轮种制和机械化耕作的推广，尤其是播种机、打谷机、铁犁和化学肥料的应用，匈牙利农业资本主义在多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些变革导致播种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显著增加。具体来说，在1873年至1913年间，小麦产量从130万吨增长到410万吨，增长了3倍；燕麦产量从55万吨增加到125万吨；玉米产量从115万吨增加到420万吨，增长了4倍；大麦和黑麦的每种收获量也几乎翻了两番。此外，马铃薯和甜菜的增产尤为突出，大战前夕，马铃薯产量从85万吨增至515万吨，甜菜产量则从24万吨跃升至380万吨。

自19世纪70年代起，奥匈帝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经历了一段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奥地利所生产的服装和皮革制品等商品大量出口至欧洲的其他国家，为国家的经济增长作出了显著贡献。这一发展不仅反映了奥匈帝国工业实力的增强，也展示了其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力。1899年，维也纳一些主要丝绸生产厂商和波希米亚王国的一些主要纺织业生产厂商将工厂迁往匈牙利王国，奥地利帝国的产品产量几年内出现明显下滑。

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在首次重新签订《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时，历经艰辛，旨在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协定。匈牙利方面坚持成立匈牙利国家银行，并调整关税和商业关系。经过长达两年多的艰苦谈判，两国终于在1878年6月达成了协议。这一协议建立了二元制国家银行，并规定了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在共同费用中的分摊比例，分别为68.6%和31.4%。这一比例是在匈牙利增加军事边界后，奥地利帝国对原始协定进行的一次调整。十年后，双方再次续约时并未遇到任何困难，因此《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得以继续有效，并持续了长达二十年之久。在1897年有效期届满前，该方案依然有效。

到了20世纪初，奥地利到处涌现出大企业。1905年至1912年期间，大企业的数量增加了50%以上。1912年，奥地利拥有20个以上的卡特尔，股份公司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垄断开始在国家经济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根据1867年十六号法律规定，奥匈帝国建立了海关和贸易联盟，从而形成了统一的海关边界。由于海关和税收制度，特别是间接税的处理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匈牙利政府无法独立管理这些事务。关税收入完全用于共同支出，而关税同盟使得对主要间接税的监管变得复杂，因为两国难以对消费税和特许权税水平制定不同的规定。因此，对关税和间接税（如盐和烟草消费税、糖、啤酒和蒸馏酒税）的重新监管，必须与奥地利政府共同协作完成。这一制度确保了奥匈帝国在海关和税收方面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在首次重新签订《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时，历经艰辛，旨在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协定。两国继续维持关税同盟，并每十年对关税税率进行修订。同时，匈牙利还负责承担帝国的一部分债务。然而，在1897年有效期结束前，两国政治家耗费了整整两年时间为续签该方案做准备。为了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匈牙利王国采取了一种临时协定，即《塞尔方案》。根据该方案，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商定，如果在1902年年底前无法达成明确的协定，双方有权在1904年自由解散关税同盟。这使得两国在维持关系的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

奥匈帝国与欧洲其他强国的商业关系至关重要，当时正进行多项新商业条约的谈判。尽管实施符合这些条约的关税政策面临挑战，特别是在匈牙利国内存在反对声音，但奥地利政府还是在1906年3月1日新条约生效前成功实施了新关税政策。这些历经十二年制定的条约确立了常规关税和最惠国条款，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和罗马尼亚王国确立互惠税率的谈判也在进行。这些努力反映了奥匈帝国在国际商业领域的重要地位和追求经济合作的努力。

根据《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Ausgleich），奥地利和匈牙利拥有各自独立的财政机构，共享同一种货币，共同的关税政策及市场，从1867年开始，奥匈帝国发行货币莱茵盾（德语：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Gulden，匈牙利语：osztrák-magyar forint）。在奥地利，1莱茵盾等于60克朗策（Kreuzer）；在匈牙利，1莱茵盾等于60福林（krajczár）。关于君主国财政的承担份额，协议规定每十年进行一次谈判——在1867年时，奥地利的份额确定为70% ，匈牙利为30%。

1875年，匈牙利自由党大选获胜，在与奥地利的经济交涉过程中，于1877年就建立奥匈银行协商一致。1878年6月，奥匈银行（1878年-1922年）成立。作为奥匈帝国货币联盟的核心机构，奥匈银行负责发行奥匈帝国的法定货币，在两个主要金融市场建立稳定的货币一体化。

19世纪末期，奥匈帝国面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财政赤字以及贸易逆差等严重的经济问题。对此，奥匈帝国政府于1892年进行货币改革，主要包括：采用奥匈帝国克朗（德语：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Krone，匈牙利语：osztrák-magyar korona）作为统一的货币单位，实行金本位制度，以及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增加税收收入等在内的财政整顿等。同年，奥匈帝国克朗开始流通，并取代莱茵盾。直至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克朗”一词意为“王冠”，等同于英语的“crown”。

奥匈帝国克朗与辅币之间采用百进制，即1克朗等于100个辅币单位。在奥地利，辅币单位为“赫勒（Heller）”，即1克朗等于100赫勒；而在匈牙利，辅币单位为“菲勒（fillér）”，即1克朗等于100菲勒。

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外交部长经常进行外交关系谈判、磋商。奥地利部分和匈牙利部分地区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态度也稍不相同。布达佩斯的政治家害怕帝国的扩大会使得匈牙利人的比例和影响变小。1879年，奥匈帝国与德国结成了军事同盟，这一同盟关系被称为奥德同盟。该同盟的主要目的是防御俄国，并加强两国在抑制俄国势力方面的合作。通过这一同盟，奥匈帝国与德国在军事和战略上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共同应对来自俄国的潜在威胁。通过与德国的结盟，奥匈帝国不仅增强了自身的防御能力，还扩大了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同时，这也为奥匈帝国提供了一个与强大盟友共同行动的平台，以维护其在巴尔干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利益。

在被德意志排除后，奥地利加速了对巴尔干的扩张，导致与俄国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制衡俄国的影响，奥匈帝国在1879年与德国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关系。柏林会议加剧德俄矛盾，俄法走近。德国开始进一步巩固德奥关系，拉拢意大利，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形成三国同盟。俄法签订《法俄军事协定》应对。英国霸权动摇，英德矛盾升级。为对抗德国，1904年英法缔结协定，1907年英俄缔结协定，形成三国协约集团。

奥德同盟的成立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启，各国纷纷表示将支持同盟国家。与过去梅特涅时代基于君主私谊的同盟不同，新时代更注重国与国之间的正式盟约。俾斯麦与俄国的交流显示了他对奥匈帝国的策略：防止其过于接近西方列强，同时保护其不被消灭。奥德条约排除了英、法，限制了俄国的野心，为德国提供了更大的行动空间。奥地利人对此条约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德国终于与他们站在一起，共同面对挑战。

奥匈帝国与法国的关系较为复杂。两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冲突与合作。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奥匈帝国与法国的关系相对紧张，主要因为奥匈帝国作为德意志同盟的一员，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势力范围存在竞争。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两国也曾在某些时期达成妥协和合作。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帝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缓和与法国的关系，以避免战争的爆发。然而，最终双方未能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导致战争的爆发。

1870-1871年，普法之间因领土争端和外交摩擦导致战争爆发，法国战败，普鲁士成立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未直接参与，但这一事件加剧了欧洲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变化，对奥匈帝国与法国的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1882年，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为对抗法国和俄国在欧洲的扩张势力，结成三国同盟。1894年，为对抗三国同盟的威胁，法国与俄国结盟，以加强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加剧了欧洲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1912-1913年，巴尔干半岛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扩张，与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奥匈帝国试图在该地区维护自身利益，支持保加利亚对抗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在法俄的支持下取得胜利，奥匈帝国的干涉计划失败。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奥匈帝国与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引发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宣战。随着德国对俄法宣战，法国被卷入全面战争。战争期间，奥匈帝国与法国成为敌对双方，经历了长期的军事对抗。

与意大利的关系则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互动模式。两国在地理上相邻，因此在一些地区问题上存在竞争。然而，在某些时期，两国也曾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展开合作。1859年，意大利为统一国家，对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发起战争，奥地利战败，这一事件加剧了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之间的紧张关系。1866年，普鲁士为统一德意志而与奥地利开战，意大利原本与奥地利结盟，但在战争爆发前转而保持中立。普鲁士胜利，奥地利失去德意志同盟的领导地位，意大利因未参战而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外交地位，但与奥匈帝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针对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欧洲列强在柏林举行会议签订《柏林条约》，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得到确认，而意大利则对未能在会议中获得更多利益感到不满，进一步加深了两者之间的裂痕。1882年，为对抗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扩张，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尽管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同盟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得以维持。1914年-1918年，一战爆发，意大利最初作为三国同盟的一员站在奥匈帝国和德国一边，后在1915年与协约国签订秘密条约，并在同年10月正式对奥匈帝国宣战。

根据1878年柏林条约，奥匈帝国于1878年8月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08年10月它正式被并入帝国。这块地方被作为双方共同管理地区，并被率属于财政部管理。为解决这个不正常的状况一些维也纳的政治家考虑将这块地区与帝国南部的其它一些斯拉夫人占多数的地区合并为帝国的一个第三个地区。当地的克罗地亚人可能较为亲近维也纳，而非布达佩斯。

1883年，奥匈帝国还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同盟条约，德国也随后声明加入。这个同盟主要是针对俄国的，罗马尼亚也被纳入了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同时，在19世纪80年代，奥匈帝国的势力也逐渐渗透到塞尔维亚。米兰大公认为俄国政府在圣斯特法诺条约和柏林会议上未能充分维护塞尔维亚的利益，因此他改变了策略，转而依靠奥匈帝国。

1906年5月27日，关税问题得到明确解决。随后在1907年1月6日的共同部长会议上，奥匈帝国决定启动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谈判，旨在与这两个国家缔结条约。1909年2月26日，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签署了一项协定书，解决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兼并后的补偿问题。同时，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争端日益加剧，以至于法国愿意介入作为调停者。

清政府与奥匈帝国外交关系始于1871年，当时奥匈帝国任命喜理治为首任驻华公使。1897年，奥匈帝国公使馆代办阿图尔·冯·纳色恩买下北邻长安街、西临台基厂约12800平方米的地产，经两年多的施工建成了奥匈帝国公使馆。

1900年5月28日，英、法、德、奥、意、美、日、俄八国在各国驻华使馆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由天津到北京。随后继续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达2000余人。1901年时任公使为齐干（M.M.Czikann von Wahlbom），奥匈帝国公使馆位于北京东交民巷，是当时清政府与奥匈帝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场所。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奥匈帝国公使馆遭到义和团围攻，但并未被破坏。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奥匈帝国公使馆得以保留，继续作为奥匈帝国驻华使馆。在清末外交变迁中，奥匈帝国与清政府的关系相对稳定，没有发生重大冲突。奥匈帝国公使馆在北京的存在，也是清政府与奥匈帝国外交关系的重要见证。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多国签订《辛丑条约》。虽然中国领土未被瓜分，但需支付4.5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即“庚子赔款”。其中，奥匈帝国获得4003920两白银，占赔款总额的0.8%。1902年12月27日，奥匈帝国驻天津领事贝瑙尔与天津海关的道绍仪共同签署了《天津奥租界章程合同》，总面积为1030亩。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对奥匈帝国宣战，随即中国军警进驻天津奥租界，该租界随后改为天津第二特别区。然而，从法律角度看，直到1919年9月10日协约国与奥地利共和国签订《圣日耳曼条约》，宣布奥匈帝国解散，奥地利才正式失去其在天津的租界权益。

在奥地利帝国部分（Cisleithania），191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日常使用的语言，犹太人经常使用德语作为使用语言。36.8％的人口将德语作为母语，超过71％的居民平常使用德语。在匈牙利王国部分（Transleithania），48.1％的人口将匈牙利语作为母语。但不包括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自治区，匈牙利王国超过54.4％的居民以匈牙利语为母语（包括犹太人）。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是奥匈帝国的自治王国，官方语言是克罗地亚语。

1867年，奥匈帝国发布语言法令，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德语和匈牙利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保护其他民族语言的权利。在帝国内部，不同民族地区的学校、政府机构和公共场所使用的主要语言有所不同。例如，在德意志地区，德语是主要语言；在匈牙利地区，匈牙利语是主要语言。而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可能会同时使用多种语言。此外，奥匈帝国的语言法令还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来保障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例如，在一些地区，学校可以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在一些公共场合，也可以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演讲和表演等活动。

奥匈帝国时期的诗歌发展丰富多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反映了帝国的多元文化和民族特色，也展现了诗人们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诗人弗兰茨·格里尔帕策和阿达尔贝特·施蒂夫特尔的作品代表了当时奥地利文学的最高水平，他们的代表作如《国王奥托卡尔的盛衰枯荣》《花石子》《维蒂科》等，至今仍被广泛传颂。

诗人兼剧作家霍夫曼斯塔尔是新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与“青年维也纳”小组一起，自诩为伟大传统的传承者而非颠覆者。他的作品以探寻生命中的美为核心主题，展现了维也纳知识分子“崇高而受困的生活状态”。

聂鲁达（Jan Neruda）是捷克诗人和小说家，被认为是捷克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既继承了民间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征。他的诗歌常常表现出对人民疾苦和社会不公的关切，以及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例如，在他的诗歌《人民的心》中，他写道：“人们说，你，我的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犹如荆棘在大道上蔓衍，犹如婴儿诞生在穷苦人家，在艰难不幸的时期。困苦是他的摇篮，人人都远远地回避，谁走近他，就觉得羞耻……”

奥匈帝国时期的音乐家们创作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奥匈帝国各民族的音乐传统和文化特色，也丰富了欧洲音乐的风格和形式。例如，约翰内斯·布拉姆斯的作品就深受奥地利和匈牙利民间音乐的影响，他将这些元素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和小提琴家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其父约翰·施特劳斯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音乐家，其最著名的圆舞曲作品包括《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和《春之声圆舞曲》等。他的音乐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

作曲家和管风琴家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的音乐作品深受德奥古典音乐的影响，他沿袭了巴赫、贝多芬、舒伯特的交响音乐传统，以严肃深刻的内容和哲学戏剧式的处理为特点。他的旋律宽广咏唱，具有史诗般的规模。

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是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他出生于汉堡，与巴赫、贝多芬、舒伯特、瓦格纳并称为欧洲五大作曲家，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维也纳，该地也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在维也纳，他积极参与音乐活动，担任过维也纳声乐学院合唱团团长等职务。

维也纳的年轻音乐家们不断推动轻歌剧的发展，其中尤以弗朗茨·莱哈尔最为杰出。他的代表作《快乐寡妇》和《拉辛堡的伯爵》在轻歌剧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奥匈帝国时期的电影发展，在当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后来的电影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回顾1896年维也纳开启的奥地利电影艺术史，可以看出其深厚背景。尽管19世纪末民族主义势力崛起，预示着奥匈帝国的衰落，但它直至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瓦解，期间一直维持着欧洲大国的地位。1896年，维也纳率先上映了“活动画片”，随后这一新颖的艺术形式迅速传播至其他城市。弗朗兹约瑟夫皇帝在4月17日观看了“活照片”的演出，并对其展现出的奇妙魅力表示出浓厚兴趣。发明家泰奥多·莱希将他的奥地利电影机送往伦敦申请专利，但在与卢米埃尔兄弟的竞争中，由于官僚机构的拖延，他的专利直到1897年才得到正式认可。这段历史展现了奥地利电影艺术的起源及其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1907年，维也纳仅有十个电影厅，而到了1915年，数量激增至150个，其中部分更是从一开始就专为电影院而设计。当时，电影界呈现多样化，出现了各种协会和联合会。电影内容广泛，涵盖空中特技、皇帝生活到民俗文学等各个方面。1912年3月15日，奥地利第一部大型故事片在露易丝执导下首映，显示了奥地利电影从一开始就拥有广泛的题材选择，不仅涉及历史和社会题材，还探讨了富足与穷困、疾病、人际关系、爱情悲剧和性等主题。从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电影成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在审查机关的指导下，电影积极为鼓舞士气而发挥作用。此时期，女性形象被塑造成牺牲精神、爱国主义和坚韧不拔的象征。这显示了电影在战争时期的重要角色和社会文化背景。

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是社会科学领域打破德国人垄断性地位的先驱。他与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独立创立了边际效用学说，并在1871年发表了《国民经济学原理》。尽管德国人对他的高质量著作表示赞赏，但并未意识到这是对价值论的一种创新。1873年，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法律系主讲政治经济学，尽管听众对内容兴趣不大，但他仍成功吸引了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如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这两位后来与门格尔一同成为奥地利学派或维也纳学派的共同奠基人。

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主张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是整个文明的基础。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著作包括《哲学研究》和《逻辑哲学论》等，这些作品为后来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提供了宝贵的思考工具和研究资料。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哲学家和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的发展。

在奥匈帝国，多种民族长期共存，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传统，同时维持了各自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色。尽管德意志文化在此占据主导地位，但仍受到其他民族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天主教国家，奥匈帝国相较于德意志帝国，更富有普世理想和包容性。

在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教会不仅在宗教领域有深厚影响，还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除了传统的教士团体，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开始崭露头角。这个政党试图通过联合民众力量并表达对犹太人的敌意来改变现状，因为它认为当前的局势威胁到了教会在哈布斯堡王朝中长期以来的权威和地位。这显示出宗教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交织，以及教会试图维护其政治影响力的努力。

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被誉为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发展了通过原子的性质（例如原子量、电荷量、结构等）来解释和预测物质的物理性质（例如粘性、热传导、扩散等）的统计力学。他提出的玻尔兹曼公式在物理学界具有重要地位，对热力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他还从统计意义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了阐释，为热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化学家弗里茨·普雷格尔发现了测定有机物中碳、氢、氮等元素含量的新方法，这一方法被称为普雷格尔法，至今仍在化学分析中广泛应用。普雷格尔的成就不仅推动了有机化学研究的发展，而且为药物、合成材料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被誉为“母亲的救星”的产科医生塞麦尔维茨率先发起了一场针对产褥热的运动，尽管当时尚未发现病毒，但他坚决要求维也纳诊所的医护人员使用消毒剂清洁双手和器械。此外，外科医生比尔罗特在腹部外科、喉部外科和胃切除手术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其他专注于皮肤病、神经外科、病理学、矫形学和精神病研究的医生。然而，这些优秀的医学家在国内并未得到公众和政府的足够重视，与其他科学家和发明家一样，他们的经济回报也相当有限。

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被公认为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包括揭示人类无意识过程、提出人格结构理论、人类的性本能理论以及心理防御机制理论等，由此逐渐发展了精神分析技术。

奥匈帝国国内共有11个民族，民族种类包括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在帝国的两个部分起支配作用的两个民族其实不占统治地位：在奥地利部分，日耳曼人只占36%，而在匈牙利部分，匈牙利人也不到半数。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人都试图在奥地利部分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在匈牙利部分，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向匈牙利人的统治挑战。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还争取与新成立的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王国合并。这些民族在奥匈帝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问题，导致了帝国的解体。

在奥匈帝国中，完全属于德意志的省份包括两个奥地利区（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以及萨尔茨堡公爵领地。这些德意志人与所在省份的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和谐共处。另一大民族是匈牙利人，也被称为马扎尔人，主要聚居在匈牙利王国，但他们并非独自占据这片土地，而是与斯拉夫人、德意志人和罗马尼亚人共同分享。尽管在奥匈帝国中，超过80%的人口使用匈牙利语，且这一比例还在稳步增长，但真正纯粹的匈牙利人，只占总人口的约50%；斯拉夫民族主要分布在帝国的北部和南部。其中，捷克人主要聚居在波希米亚的大部分地区、上易北河盆地、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斯洛伐克人则生活在匈牙利北部；波兰人集中在加利西亚西北部；而罗塞尼亚人及其他民族则分布在布科维纳的部分地区和匈牙利东北部。

奥匈帝国的服饰风格多样，受到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影响。贵族和上层社会的服饰通常更为华丽和繁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同时，由于奥匈帝国地处中欧，气候多变，服饰也需适应不同的季节和气候条件。欧洲的传统服饰逐渐融入西方时尚元素，男士普遍穿着西式外套与裤子，女士则偏爱华丽的礼服与蓬松的裙子。然而，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传统服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现代时尚所替代，人们纷纷选择穿着西式服装，展现出更加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风格。

奥地利传统服饰一般是女士们的裙装（Trachten），基本式样为敞领、束腰的蓬蓬袖衬衣，领边、袖口镶有花边，并以白色为主。裙子有长裙或短裙，通常再配一个围裙，以显示劳动妇女的气质，裙子的颜色大多为素色，围裙则有的鲜艳、有的素雅庄重。在裙边多用刺绣、挑花来点缀，腿部再配以白色为主的长袜。这一传统服饰在今天依然是女士们在各种节日庆典和出席盛会时最喜爱的穿着之一。男士穿皮短裤、脚穿长袜和翻毛皮鞋、上衣为罗登尼（Loden，一种粗尼）外套，颜色多以黑色或绿色为主。

奥匈帝国的饮食文化同样丰富多彩。由于帝国境内有多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饮食传统和特色菜肴。例如，匈牙利的炖肉和烩菜、奥地利的香肠和面包等，都是当地人的最爱。此外，帝国的饮食也受到了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如法国的烹饪技巧和意大利的面食等。奥匈帝国的建筑风格同样体现了其多元文化的特点。首都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城市拥有众多精美的建筑，包括巴洛克式、哥特式和新古典主义等多种风格。这些建筑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也体现了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交通方面，奥匈帝国的交通网络相对发达，包括铁路、公路和水路等多种交通方式。

奥匈帝国的社会风俗多样且复杂。在社交场合，人们注重礼仪和礼节，尊重长辈和权威。在饮食方面，不同民族和地区有着独特的饮食习惯和餐桌礼仪。此外，奥匈帝国的民间艺术和娱乐活动也丰富多彩，包括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和节日庆典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在大多数地区，婚姻是由父母安排或经过家庭同意的，特别是在贵族和上层社会中。婚礼仪式通常包括宗教仪式和世俗仪式两部分，具体形式取决于个人信仰和文化背景。在一些地区，婚礼仪式可能非常隆重和繁琐，包括穿戴传统的民族服饰、举行盛大的宴会和舞会等；在一些地区，葬礼可能非常隆重和庄严，包括举行宗教仪式、穿戴黑色服饰、为逝者守夜等。而在一些农村地区，葬礼可能更加朴素和简单。此外，不同地区对逝者的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一些地区可能采用土葬，而另一些地区则可能采用火葬。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830年—1916年），奥匈帝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位皇帝（1867年—1916年在位）。

卡尔一世

卡尔一世（Karl I，1887年8月17日—1922年4月1日），全名卡尔·弗朗茨·约瑟夫·路德维希·胡伯特·格奥尔格·玛利亚·冯·哈布斯堡-洛林（Karl Franz Josef Ludwig Hubert Georg Mariavon Habsburg-Lothringen）是哈布斯堡王朝与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1916年—1918年）。作为奥地利皇帝，称卡尔一世；作为匈牙利国王，称卡洛伊四世（IV.Károly）；作为波希米亚国王，称卡莱尔五世（KarelV），是具有600年历史的哈布斯堡王朝与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1916年—19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