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孙蔚如协助杨虎城，坚守西安城池八个月。陕西军民以巨大的牺牲有力地策应了南方北伐战争。

1928年初，杨虎城赴日治病，委托孙蔚如代行陕军军务。

1930年该部编为十七路军，孙蔚如任十七师师长。

1931年，孙蔚如将军受任甘肃宣慰使，率部督师兰州，消灭了盘踞甘肃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残部，平定了震动全国的西北危机。曾两次驻军平凉，震慑西北。并建议蒋委员长整理新疆，巩固边防。

1932年9月，孙蔚如任三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驻军甘肃天水。

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时，不愿打内战的孙蔚如将军同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并为补给红军建立了有名的川陕红色交通线。

1936年中央红军进驻陕北时，他托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孙作宾同志致意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毛主席在回信中谈到：“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国仇，甚感甚佩……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防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须……”孙蔚如将军与毛主席的这次对话，为此后发生的“双十二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局面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事变期间，孙蔚如将军担任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戒严司令、抗日抗绥第一军团军团长等职。孙将军以他在西北军中军事政治的重要地位，对事变的发生和发展，以至于事变后协调各方关系、巩固西安事变成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1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院务会议决议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西安事变后，孙蔚如成为杨部的统帅人物，集三十八军军长与陕西省政府主席于一身。他以省主席身份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动员和唤起民众抗日。在此期间，他数次直面蒋介石，请求释放杨虎城将军。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孙蔚如将军主动请缨，即派部下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保定、娘子关、忻口等战役，以重大的牺牲阻滞了日寇。当日军进逼潼关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仓皇失措，拟弃城而去。孙蔚如及时在西安各界集会上以《西北国防与抗战》为题发表讲话，引证中华民族抗击外敌的史实，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表示自己决不生离西安，并发出“守土抗战”通令。

1938年7月，他辞去省政府主席之职，以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之职，亲率赵寿山之三十八军、李兴中之九十六军三万关中子弟东渡黄河，对日作战。同年11月，孙部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坚守晋中南一线，在三百里长的中条山筑起钢铁防线，被誉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在中条山的抗日战场上，孙将军横刀立马，把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堵在潼关之外，不仅使企图进入关中、进而侵占西北的日本侵略者美梦破灭，而且打得日军伤亡惨败，取得了一个个重大胜利。

蒋介石曾称孙蔚如为儒将。孙将军在《抗战歌》中留下了千古诗篇：“铁骑纵横气如山，不教胡马渡榆关。”显示着将军的凛然壮气。此外，孙将军还策应了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挫败了日军渡河西进的企图，使三秦大地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免受日寇铁蹄践踏。

1940年冬，孙部移防中原，牵制日军南下，在收复郑州和豫西会战中屡建战功。特别是“六·六”战役和“四·一七”战役，更是惊天地、泣鬼神，令中外瞠目结舌。凡孙部所到之处，军纪严明，体恤民情。尽管“杂牌军”军需供给有限，所部亦能节衣缩食，赈济灾民，得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民众的大力支持，使孙蔚如将军“兵附于民”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1944年秋，孙蔚如受训于重庆民国将官培训班。

1945年7月，孙蔚如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授上将军衔。同年8月20日，受国民党中央之委任，作为中国政府洽降代表成员，飞抵湖南芷江，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1945年日寇投降时，他作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在武汉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投降并全权处理第六战区受降事宜。

1946年9月20日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成立了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支部队给予了高度评价：“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三十八军及其前身十七路军，以其不断进步的表现和巨大牺牲，在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上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这是中共中央对十七路军的历史结论，也是对继杨虎城之后的统帅孙蔚如将军的极高赞许。

抗战胜利后，孙蔚如将军先后荣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二战金质自由勋章、首批抗战胜利勋章等。解放战争开始后，他辗转杭州、上海，毅然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要求。在周恩来、陈毅的关怀下，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50年8月，孙蔚如经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孙蔚如孙蔚如曾担任民革陕西省主任委员、陕西省副省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将军病逝于西安，享年85岁。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乌兰夫、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了花圈。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陕西精神”丛书之一《宽厚包容的陕西人》这样评价孙蔚如将军：“孙蔚如将军一生尽忠报国、光明磊落、刚正耿直。拳拳之心始终和着国家和民族的脉搏而跳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更难的是，这样一个铁肩道义的硬汉，这样一个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常胜将军，面对血腥却不改其宽厚包容的人文情怀，并以这种胸怀给革命创造了发展的空间，给抗战的军民注入了精诚团结、视死如归的勇气。”

1933年6月，杨虎城委托驻陕西汉中的陕军38军军长孙蔚如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在汉中达成的秘密协定。《汉中密约》签订后，双方基本恪守承诺，“巴山从此无战事”。红四方面军解除了腹背受敌之忧，能够腾出手来，集中对付四川军阀的多次围攻并接连取得胜利，牵制了川军的有生力量，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汉中密约》的签订，粉碎了蒋介石南北夹击红四方面军的图谋和借“剿共”之名排除异己的惯用伎俩，被誉为中共军事统战史上第一个协定，更有史学家认为是西安事变的序曲。孙蔚如在《汉中密约》签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9年6月6日，日军牛岛第20师团、川岸第37师团之一个旅团，配属野炮第26联队、山炮第一联队、空军山口集成飞行队（有战斗机和轰炸机共38架），分九路进犯平陆、茅津、大巨20里岭防地。

孙蔚如主动将部队后撤平陆，敌跟踪进逼，将孙部主力包围于平陆北岸。孙后撤已毕后，即令第96军军长李兴忠率陈式玉之第177师、孔从周之独立第46旅，由敌正面突入，歼敌步兵一大队、山炮一中队。经过十昼夜激战，歼敌逾万（日军在运城追悼士官以上阵亡者，所列骨灰罐即达1700余个），完全恢复原有阵地，打破了日军扫荡中条山之企图。孙部也伤亡5000余人。

相关词条：六六战役

1945年日寇投降时，他作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在武汉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投降并全权处理第六战区受降事宜。武汉中山公园内现存有孙蔚如将军亲自撰写的受降碑：“中华民国卅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并接受伪军9万余，军事单位36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