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萧条的必然结局，就是让所有人必须分头寻找新的出路。部分商团直接演变为海盗，定期劫掠对岸的各阿拉伯贸易据点。直到默罕默德管事的年代，还有不怀好意的人士造访麦加，引得早期穆斯林武装团体发动渡海追击。但更多人是往内陆寻觅资源，并越来越依靠抓捕黑人部落民去参与奴隶贸易。

随着时间进入公元7世纪，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扩张开始席卷整个近东与北非大地。阿克苏姆因曾经给予默罕默德庇护，而没有被立刻指定为攻击对象。但他们的国际生存空间，却因埃及的陷落而日益萎缩。尤其当穆斯林商船开始逐步接管旧贸易线路，阿克苏姆人的交流途径就更加退往内陆。好在彼时的王国周围，还有许多尊奉埃及科普特派的基督教国家，暂时不至于产生过大压力。但内陆派系的随之壮大，也宣告了古典埃塞俄比亚时代的末日。

公元960年，经济格局的变迁，终于为阿克苏姆带来政治层面的剧烈震动。以内陆犹太教团为力量核心的尤蒂特公主，残暴杀害了几乎所有的王室成员，并在此后的40年内控制了大部分领地。虽然基督教派系在她死后重新控制政局，却已无法重现往日辉煌。

稍后建立的扎格维王朝短暂而渺小，并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转折点。由于昔日的沿海区域不再能被控制，内陆则依然是大批信奉犹太教或原始崇拜的黑人部族。残存的阿克苏姆后裔便在首次处于封闭环境，逐步发展出同周围所有邻居都不一样的信仰体系与世界观。这不仅让他们逐渐视欧洲的教友为异端，也和过去关系不错的埃及科普特人渐行渐远。只是由于十字军在黎凡特和埃及海岸的肆虐，才让他们暂时保留了部分交流管道。

更重要的是，穆斯林世界依然在扎格维王朝的主要对外方向上蓬勃发展。同样出于对黑奴贸易的需要，让大批海员顺着先贤步伐，跨海到更南方的东非海岸进货。这一产业链不仅促成摩加迪沙、马林迪、蒙巴萨和桑给巴尔的升级发展，也让当地逐步出现有土生土长的穆斯林群体。依靠得天独厚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组织学优势，几乎对内陆部族形成巨大的不对称优势。

许多饱受埃塞俄比亚奴隶贩欺凌或威胁的土著，纷纷开始跑来皈依投靠，在短时间内就迅速形成了一个不断膨胀的敌对集团。他们往往乐于同科普特派或犹太人保持良好协作，集中针对那些已完成自我甄别的埃塞俄比亚人。

同时，停靠吉达港、麦加或苏伊士的穆斯林帆船，在运输效率上也胜过要走尼罗河的埃塞俄比亚驼队。他们无疑在奴隶市场的竞争中，再次重创了阿克苏姆后裔。这迫使后者进一步向贫瘠的内陆山区拓殖，扩大自己的围猎空间和抓捕数量。一些原始部族成员也被吸纳过来，成为日益壮大的代理人阶层。最后更是完成了实力反超，足以彻底逆转双方的原有歧视链。

于是到公元1270年，新的所罗门王朝突然在内陆高原崛起，并反向吞噬了扎格维王朝的阿克苏姆残余。至此，这个当初依靠沿海贸易起家的次生文明，彻底转变为以军事管制为核心的内陆系强权。仅仅是统治者为了强调本身独特性，才以各种历史发明将自己包装为“白人”，并将这个传统艺能一直留存到后世。

虽然统治者一直号称自己有继承自阿克苏姆王族的所罗门血统，但最原始出生地和内在文化风貌，都丝毫不能支持其正统性理论。

由于是奴隶抓捕者出身，埃塞俄比亚的所罗门王朝自诞生之日起，就秉持了浓郁的隔绝与对抗性。当早期君主派遣宗教使团造访欧洲，便单方面宣布自己以外的教会都没有发展希望。加之十字军运动的彻底结束，也让他们获得外部援助的渠道日益困难。即便是近在咫尺的科普特派小邦，也难逃被其武器胁迫的命运，并成为内陆帝国的涉外缓冲区。

讽刺的是，以反抗十字军起家的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很少对这些南方山区的土包子们怀有敌意。相反，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的奴隶市场，永远离不开埃塞俄比亚猎人的鼎力支持。后者早已习惯于到周遭区域搜捕黑奴，然后通过当代南苏丹地区的科普特商人，转手销往尼罗河两岸。

但经年累月的暴虐猎捕，只能是将更多部落逼到穆斯林阵营。例如控制索马里北部和吉布提的阿达尔苏丹国，就收纳了大批心怀仇恨的加盟者。加上他们的沿海商团也需要出口奴隶创汇，便优先将埃塞俄比亚人作为头号目标。利用自己所能掌控的海上优势，绕开北部山地阻隔，不断换取由马穆鲁克工匠所打造的精良武器。相比之下，所罗门王朝的对外交流面则狭窄太多。16世纪开始，穆斯林更是获得了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的支持。

1529年，来自索马里的传奇将领易卜拉欣，开始成为阿达尔苏丹国的北伐大将军。虽然他麾下的部队质量不算上乘，数量也总是少于高原对手，却在许多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例如已控制埃及的奥斯曼帝国，为他提供了200多人的火枪手部队，使索马里人第一次用上了成建制的火器。至于来自各地的传统步骑兵队伍，也大都拥有阿拉伯-突厥系装备，并具备较为统一的战术配套体系。尤其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良马，让他们的骑兵完全有能力击败埃塞俄比亚对手。

这年3月，不足万人的阿达尔-索马里联军，就在欣布拉库尔战役（施姆巴-库若战役）中遭遇大批所罗门王朝士兵。后者显然对即将面临的战争强度没有任何概念，在遭遇火枪齐射后就立刻自乱阵脚。大批遭君主胁迫的封地贵族首先动摇，接着又引起更多征召部落兵的溃逃。所以，即便全军损失相对轻微，还是将国王的宫殿也丢给了对方。穆斯林士兵则乘势劫掠，带着丰厚的战利品返回南方基地。

事实上，早在这次军事灾难来临前，就已经有多位葡萄牙使节从海陆两端造访过埃塞俄比亚。但时任君主的大卫二世，并没有捕捉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变化。因此，当对方大使在6年任期结束后离开，整个帝国都仿佛从未接触过任何新鲜事物。

1531年，易卜拉欣再次率领阿达尔-索马里联军北上，准备彻底征服埃塞俄比亚全境。大卫二世也被迫倾全国之力抵抗，从各阶层中搜罗出号称多达十万人的兵力。但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封建贵族，有着类似中世纪骑士的装备和战术。无论其军事技艺模仿自北非的突厥化军团，还是受更为遥远的圣地十字军影响，数量都终究捉襟见肘。大部分兵丁还在使用原始猎弓作战，率领他们的重装步兵也只有很小的盾牌和长矛。完全不能同大量披甲的穆斯林同行相提并论。那些留在索马里的奥斯曼枪手，也为雇主制造了首批火炮，从而在远程火力方面拥有更大优势。

战前，大卫特意让本方士兵列阵在安图基亚湖以南地区，以居高临下之势拱卫高原入口。但还是无力抵挡奥斯曼炮兵的单方面屠杀。因此，入侵者近以12000人的兵力，就再次使埃塞俄比亚人阵脚大乱。随着百余人的火枪手开始在射击中不断前进，守军阵中已有千人因各种原因而倒在原地。等到500穆斯林骑兵引着大量步卒掀起总攻，所罗门王朝的菁英们也失去了集中控制能力，只求在混乱中逃出生天。易卜拉欣则凭借两次大胜而成为穆斯林历史上的强大征服者。

到当年10月，埃塞俄比亚人最后在安巴塞尔战役中做困兽之争。但背水一战的他们，还是没有受到身后的瓦拉卡河掩护。面对明显更为善战的联军，以最快速度丧失了秩序。在伤亡不足千人的情况下，就将皇家旗帜丢给了对手。

此后，大卫二世直到在1540年病死，也没能在占据上扳回一点劣势，连皇后和大儿子也被对方包围俘虏。至此，古老的埃塞俄比亚已明显因长期的封闭退化而即将寿终正寝。直到幸存下来的小王子克劳迪斯（加拉维德沃斯）继位，才终于从葡属印度求来了500多名雇佣兵，并在1543年的维纳达加战役中完成了绝地反杀。

虽然埃塞俄比亚逃过一劫，但习惯于封闭的本土教会，继续搞绝对意义的自成一系。甚至影响到宫廷决策，此后将葡萄牙人的人马都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