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但不可以把心意留滞于事物中。如果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把它看作是快乐的事情，即使事物特异也不会成为祸害。如果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成为祸害，即使是特异的事物也不会感到快乐。老子说：“缤纷的色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物使人口伤，骑马打猎使人心发狂。”但是圣人并没有因此而废除这四样东西，也是暂且用来寄托心意罢了。刘备有雄才大略，却性喜织毛物。嵇康恬静寡欲，却喜爱打铁。阮孚狂放不羁，却喜爱蜡制的鞋子。这难道有什么音乐美色和香气吗？但他们终生喜欢而不厌弃。

事物之中最可喜而且足以取悦于人而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过于书和画了。然而到了那把心意留滞在书画上而放不下的程度，那么它的祸害就说不完了。钟繇发展到因此吐血盗墓，宋孝武帝和王僧虔发展到因此互相猜忌，桓玄发展到打仗时还把书画装在船上带在身边，王涯发展到把书画藏在夹墙内，都是由于小孩子玩的把戏害了他们的国家，害了他们的身体。这就是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带来的祸害。

原来我在年少的时候，也曾经喜好这两样东西。家里所有的都担心失去，别人所有的又担心不给我。不久就自我嘲笑说：我看轻富贵而看重书画，看轻生死而看重书画，岂不也是厚薄轻重颠倒错误，丧失自己的本心吗？从这以后就不再那样喜好了。看见喜欢的书画虽然也想再收藏它，然而被人取走了，也不再感到可惜。就像烟云从眼前闪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为什么不愉快地接受它，等到消失之后就不再记挂它了呢？”于是书画二物就常常带给我快乐而不会成为祸害。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他牢记并遵循礼义，学习《诗》《书》，经常与贫寒的读书人比赛，平日里也排斥精美的食品，弃绝远离歌舞和女色，却专心在书画方面，又建了宝绘堂在私宅的东边，用来储蓄全部的书画，并要求我写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我担心他弄不好会像我年少时的爱好，所以写这篇文章告诫他，希望可以使他真正得到快乐而远离祸害。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根据清人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这篇文章作于熙宁十年（1077）七月二十日。当时苏轼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诜的家里建造“宝绘堂”，收藏历代书画，请苏轼写一篇记文。在《乌台诗案》“与王诜作宝绘堂记”曰：“熙宁五年内，巩（指王巩）言王诜说贤兄与他作《宝绘堂记》，内有‘桓灵宝之走舸（原文作“桓玄走舸”）王涯之复壁，皆留意之祸也。’嫌意思不好，要改此数句，轼答云：‘不使则已’，即不曾改。”时间恐有误，当以作于熙宁十年为是。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以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以物易其性”（《骈拇》），“弃身以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以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以“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以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以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以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以物损身，以物伤性，所以“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以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以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以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宋代黄震：《宝绘堂记》，论古之嗜书画有害其国、凶其身者。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黄氏日钞》卷六二《苏文·记》）

明代唐顺之：《墨宝堂》与此二篇，皆小题从大处起议论，有箴规之意焉。（《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四《王君宝绘堂记》）

明代茅坤：有一种达人风旨，然地位不如荆公多矣。（《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四《王君宝绘堂记》）

清代张伯行：书画虽可乐，其实与声色之好何异？寓意而不可留意，达观名言，可以醒世。（《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苏文忠公文》）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