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巴族主要活动在川东、鄂西、陕西汉中一带，东到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今陕南一带），南极黔（今湘西、黔东相连地带）涪（彭水县），与楚、蜀、秦为邻。随着巴国强大，巴楚交恶，数相攻伐。公元前689年，巴、楚激战于那处（今湖北荆门县东南），双方相持数月，巴人不敌而归。

最早对“巴”的地域作出明确记载的是《华阳国志》的《巴志》：“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

《山海经·海内经》称“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一段较完整的记载，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晖（音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

余姓悉沉，惟务相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日：‘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④夷水即今湖北鄂西的清江，武落钟离山即今湖北鄂西宜昌市长阳县境内假山，夷城即今恩施。巴、樊、晖、相、郑五个部落，互争雄长，最终以巴部落酋长务相获胜，成为这五个部落的统帅——廪君，其余四个部落“皆臣之”，形成以巴为首的部落联盟，并不断发展、壮大。

关于古代巴人的活动，史书亦有记载，《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家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最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⑤说明巴不仅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斗，而且得到最高的封赏。建立巴子国后的活动，该志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华阳国志》对巴国境内居民的记载，曰：“其属有濮、贲、苴、共、奴、猿、夷茧之蛮。”

巴作为一个部族，在夏朝统治时期尚无文献资料可考，但至殷商时代已开始有所记载。《尚书·牧誓》即记载随周讨伐的部队为“西土之人”。殷代中叶高宗武丁统治时期，殷王朝不断对外用兵，用武力征服了四周若干方国部族，巴也是其中之一，史籍记载，高宗武丁派其妻妇好率师进军沔水一带的时候，同巴人发生了激烈的战争。结果，巴人被强大的殷王朝军队所征服。到了商纣时代，殷商王朝的朝政更加腐败，经济凋蔽、民怨沸腾，整个统治摇摇欲坠。这时，在殷王朝西方崛起的周逐渐强大。在其首领姬昌（周文王）的统率下，积极准备灭商大计。他们联合了不甘忍受殷商王朝的压迫奴役的方国部族作为基本力量，积极实施兴周灭纣的各项部署。如前所述，巴人作为“西土之人”，巴人对殷商极为忿恨，于是便十分自然地加入了反殷的周姬集团。姬昌死后，其子武王姬发继续聚集力量，招兵买马，终于在公元前1099—前1066年发动了灭殷之役，在这场战争中，参与了牧野誓师，对商纣政权的覆亡和周姬王朝的建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周王朝建立后，大封诸侯，巴也被周王室正式册封为侯，建立子国（与楚等），其首领称为巴子。从此，巴族首领从带有原始性质的部族头人转化为有土有民有封号的君主。

公元前12世纪开始，巴地的族人从陕西的城固开始，经过安康，再到湖北的襄阳，随后又折回巴东、鱼复（今奉节），溯江而上，抵上江州（今重庆）。

春秋时期，楚国在南方不断崛起，由于地缘关系，最初巴与楚、邓等国结成联盟，但后来又数度互相攻伐。最后，迫于楚国凌厉的攻势，巴国不得不向南迁徙于长江流域的夔、巫一带，并逐步进入川东，开辟新的疆土。从客观上讲，这对鄂西和川东的开发具有积极的意义。而正是从这时起，“川东巴国，川西蜀国”的局面才正式形成。

战国初期，巴国的疆域“东至鱼腹（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大约在嘉陵江、长江、乌江流域之间而以川东地区为腹心，可谓泱泱大国。但是，巴国建立之初，既无固定疆域，又无固定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战国中叶以后，楚国进一步向巴国大举进攻，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巴国在陕南、湘西南、川东南和黔北的领土全部丧失。但是，即使此时，巴国的版图仍不算小，今广元以东，奉节以西，陕西汉中以南，阆遂以北的广大地区仍是巴族的生息繁衍之区，巴人在这里顽强地生活着，勤劳地开垦着。

除此之外，对巴族的记载在地方志《华阳国志·巴志》《白虎通·礼乐》中有与巴族相关的记载。

关于巴的范围，据《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所载，周秦之世，其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巴”的地域范围大体已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陕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部分地域，而川东达州、巴中、重庆等地正在其辖境之腹心。

巴人建国于夏末商初。居住长江北面的丹阳、丹山一带，受孟涂泊讼的这支风姓巴人，在夏末商初，陆续循巴山南北迁徙于汉中平原和大巴山米仓段。他们在开拓巴岭路——大行道，于大小巴山之南——如今的巴中建立了古代的巴国。巴国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

巴国极盛时期，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道（今宜宾市）北接汉中（陕西地面）南极黔涪（今乌江流域，赤水河流域）与楚、蜀、秦为邻。公元前689年周庄王起，巴楚关系恶化互相攻伐，在楚国强大攻势下，巴国领地尽失，节节败退，最后终被楚占领了都城江州。巴人不得不向阆中一带退却。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国被秦国所灭。

三峡地区，自忠州而上，河面明显开阔，耕地面积渐自扩大，加之盐业辅佐，是容留各历史时期过境移民的理想之地。沿江的巴王台，巴王庙、得胜台、巴子营等古文化遗址和数座汉阙等遗存可以作为历史佐证。

1997年、1998年发掘的忠县井沟遗址可说是代表重地区土著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其分布范围以忠县井沟为中心，几乎遍及重庆地区的长江、嘉陵江乌江画廊沿河县城可通航河段）是巴人初期迁徙的天然走廊和巴国被秦国灭亡后被迫回迁的主要去处。涪陵小溪巴王陵，小溪出土文物编钟和武隆土坎出土文物虎钮镦以及彭水、酉阳文化底蕴。

巴文化是源于巴人巴国、植根于巴地、由巴地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地域文化，厚重灿烂，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极为重要的区域文化，是秦巴地区人民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共同研究和保护巴文化，将有利于大力传承弘扬巴文化，充分挖掘巴文化优质历史资源，推动巴文化优秀价值的当代型转化。

2018年初，四川省达州市委出台《达州市推进全国巴文化高地建设实施方案》，确保将达州建成全国巴文化“考古发掘中心、遗址保护示范中心、研究中心、展示中心、旅游中心”。

2019年5月1日起，《达州市巴遗址遗迹保护条例》正式施行。

战国以前的巴文化，包括巴国文化和巴地文化两部分。巴国文化是一种方国文明，巴地文化则是一种地缘文化。

（1）巴国文化：商代晚期和西周时代，主要以汉水上游为基本地域依托；春秋时代，巴国文化有所扩展，南及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战国初，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川东立国。这几个地方，留下了巴国文化的大量遗迹。

（2）巴地文化：包括川东、长江三峡和鄂西南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考古学上称之为早期巴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末叶，这些文化在当地发展演变，盛衰兴替已达一二千年之久。

（3）完整意义的巴文化：战国初，巴国溯江进入川东，始将青铜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融合起来，也将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融合起来。这才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

学术界对巴文化的源流至少提出了三种观点：一说巴文化源自殷周文化；一说巴文化是在楚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产生的；一说巴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并驾齐驱，但又互相影响和渗透，故有“巴楚文化”与“巴蜀文化”之称。

巴文化的主要代表

（1）“巴渝舞”

“巴渝舞”，是古代巴渝地区民间武舞。

中国古代典籍记载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产生于巴地。巴渝舞来源于商末巴师伐纣时的“前歌后舞”。巴渝舞特点：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属武舞、战舞类型。“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弱起”，“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由此可见巴渝舞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汉初，巴渝舞被汉高祖刘邦移入宫中，成为宫廷乐舞，既供宫中观赏。三国曹魏时巴渝舞更名为“昭武舞”，西晋时将“昭武舞”易名为“宣武舞”。唐时，巴渝舞仍为宫廷乐舞之一，唐以后，巴渝舞便从宫廷乐舞中消失了。尽管如此，在民间，巴渝舞遗风犹存，现今的薅草锣鼓、花鼓调、花灯调、莲花落、川剧帮腔、川江号子、船工号子、劳动号子、翻山铰子等都和巴渝舞曲密不可分。

（2）“巴乡清”

古代巴人的酒，以“巴乡清”著称于世。《水经·江水注》记载：“江水又迳鱼腹县（今奉节）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清酒酿造时间长，冬酿夏熟，色清味重，为酒中上品。巴人善酿清酒，表明其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3）巴人神话

巴人自然神话有：“比翼齐飞”、“巴蛇吞象”、“白虎神话”。巴人神女传奇有：“巫山神女”、“盐水神女”。

（4）巴文化雕塑区

巴文化雕塑区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风景区内。重庆是古代巴国的首都，在这里，巴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古代文化，属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歌乐山风景区“巴文化雕塑区”旨在把这段文明从史料和博物馆中引出来，进入大众空间。

根据考古发掘，巴文化代表还包含巴人诗作、巴国符号文字和青铜文化等内容。由于秦朝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加之战乱、灾荒和历史年代久远等，其史料逐渐绝迹，巴文化已埋藏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融化在大巴山人民的民俗文化里。对巴文化的更深层次研究，有待依赖考古新发现。

巴文化是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巴人或巴族是中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一个族群，从甲骨文字中“巴”的字形来看，它的命名同中国文化中对“狄、戎、夷、蛮、苗”等的命名一样，既具指正其地域与族群性特征，也揭示了其族属生活的方式和形态，这从文化人类学者对中西方人类学的研究中可以不断得到印证。

关于古代巴蜀历史的研究，这方面的材料较少，而且零星，主要是根据传说材料整理而成，这就不免带有神话色彩和后来整理者的观点，特别是汉、晋时期的大一统思想。这样无论在史料方面和我们的认识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局限，给研究巴蜀历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另一条途径。为四川的考古学家们取得了丰富的巴蜀文化考古材料，做了许多研究。这些成果为研究古代巴蜀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地区。蜀文化分布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原川西坝子）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巴文化分布的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来向西迁徙到川东地区。蜀文化渊源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巴文化渊源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类型）。这两支考古学文化之间是有来往、互有影响的。

考古学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物质遗存，根据巴文化和蜀文化研究的结果，它们是各自有发展、有继承的考古学文化，其发展谱系是清楚的，这些就是古代巴蜀给我们留下的实物史料。由于所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相同，所以在生活习俗、传统方面，他们和巴、蜀近似，这就形成了在物质文化遗存方面的近似，现今的巴文化、蜀文化大约可以涵盖他们。以后考古材料的积累和认识的逐步深化，或许会有新的体会。

巴蜀文化一开始即和外界，主要是指中原的夏、商、周文化有交往、有影响；在他们更早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交往和影响就已经存在。所以《尚书·牧誓》所记参加周武王伐纣的蜀，就是四川盆地西部的蜀，这从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和彭县竹瓦街窖藏青铜器上可以得到证明。蜀人已经参加了中原地区的重大政治活动，《尚书·牧誓》的记载是可信的。正因为蜀人很早就和中原地区发生交往，在中原文化强烈的影响下，相当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已经进入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