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13 19:54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1927年-2011年11月18日。当代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之一。布劳格1927年生于荷兰，195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一直从事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2年加入英国籍。他任教的大学有耶鲁大学、伦敦大学、LSE、伯明翰大学。他的名作《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1980 ）等已被译介至中国。
Mark Blaug 1927 年生于荷兰海牙的犹太工商业家庭，父亲在1930 年代是橡胶雨衣的制造商，事业相当成功。1940 年德军入侵荷兰，被迫放弃家业全家迁往英国，两年后移民到纽约。1944 年他17 岁时，就读纽约市著名的Peter Stuyvesant 高中，之后进入纽约市立大学的Queens College 读经济学，1950 年毕业。他的硕士(1952) 和博士学位(1955) 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论文是研究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 ）的经济学。这项研究三年后在耶鲁大学出版：Ricardian Economics: a Historical Study , 1958 。他的指导教授是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11-91） ，1982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对产业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都有重要的贡献。
取得博士学位的前一年夏季(1954) ，布劳格就在耶鲁大学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在此之前，他因加入共产党，成为麦卡锡(McCarthy) 议员调查案的对象，好只回到英国，住在大英博物馆附近专心写博士论文。两年内就完成，1954 年回美国时，很庆幸地知道麦卡锡已经下台了。
为什么耶鲁要聘一个当时尚未拿到学位，而且论文是研究理嘉图的年轻人？因为那时在耶鲁教经济思想史的人是William Fellner (1905-83) ，曾任美国经济学会长(1969) ，他因另有要事，所以想找人来接这门课。也就是说，1954 年布劳格27 岁尚未取得学位时，就在耶鲁大学教博硕士班的经济思想史课程了。那时每年约有20 到30 位精挑细选的耶鲁研究生来上这门课，师生的年龄差距很小。这对布劳格构成很大的压力，为了应付课程，他在几年内写了几千页笔记，“做了过度的准备”。
1990 年3 月，我得到国科会的“邀请讲席”资助，邀他来台一星期，在清华、台大、中研院、中华经济研究院讲了四场。听众尚称踊跃，没想到他在台湾的经济学界还有点名气。蒋硕杰时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在福华饭店开设两大桌晏请他。我从接机到送机，以及在各机构之间往返的一星期中，有充分的机会请教他诸多问题。其中也问到，当时 是怎么写出那本经济思想史的名著《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 年初版）。
他说有位Richard Irwin 出版社的人来拜访他，看到书桌上成堆的稿子，就问他那是什么？没谈多久，就拿出支票付了一千美元当定金，签下那本稿子。在那种压力之下，他日以继夜地写；耶鲁寒暑假时人烟稀少，而他还在拼命。那时刚好和首任太太离婚，他就买回TV food （边看电视边吃的食品），一手吃东西另一手继续写。出版社把稿子送两位外审，其中一位反对（他后来知道是谁），另一位赞成，但总算出了书。
1962 年那本书出版时（33 岁），正好是他在耶鲁任教的第六年(1954-62) 。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在六年后须由系上评鉴，看是要改为长聘或不续聘。当时经济系决定不续聘他，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有个人长期在系上教经济思想史。其中最主要的反对者，是James Tobin （1918-2002 ，1981 年得诺贝尔奖）；虽然Fellner 极力替他辩护，但仍无效。
这件事对自视甚高的布劳格是一大打击，他说在30 年之后内心还是有点苦楚(bitter) 。1987 年左右，他正在拍摄一部一小时的电影，介绍凯恩斯的生平、思想与影响，有必要访谈美国的凯恩斯派经济学者；而耶鲁是此派的重镇之一，所以他就和Tobin 见了面。Tobin 对他说，其实25 年前真该留下他在耶鲁任教。此时的布劳格已近60 岁，地位与声誉已有目共睹，他以一贯冷静讥讽的口吻回答说：当初不就是你极力反对的吗？Tobin 涨红了脸，久久说不出话来。
1962 年失业后，他回到英国找工作。原本以为不乐观，没想到伦敦大学的教育学院肯聘他，当教育经济学的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 1963-5) ，之后升到Reader (1965-9 ，英制职称，介于美制的正教授与副教授之间) 、教授(1969-84) 。1963-78 这15 年间，他也在伦敦政经学院经济系兼课，并在世界各国当ZF顾问，主要是提供教育与就业方面的专业咨询。1984 年退休后，他转到University of Buckingham （英国的惟一私立大学）和Exeter University ，他在荷兰（他的出生国）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
马克·布劳格选择《李嘉图学派在十九世纪经济观点的变迁》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最后取得的丰硕成果超乎想象。他也从此发现，学术研究是自己真正的强项。他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了个房间，过着中世纪僧侣的生活，一周七天，每天阅读、写作长达十八个小时。
进入耶鲁大学任教还不到一年，他就被要求接替William Fellner的经济思想史课程，理由很简单，系里没有其他老师愿意接。于是他意识到，二十七岁的我，正在一所顶尖学校，教一门研究生必修课。这让他非常紧张，以至于过度准备，在几年内累积了数千页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成为他唯一知名的书《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62）。
可是，他的学生都是典型的美国研究生，只想学现代经济学的工具与方法，完全不在乎经济史和思想史这类学术性的课程。他告诉他们，思想史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无可匹敌。如果我不知道某个思想的来龙去脉，我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这个思想？
经济学和其它学科的伟大理论一样，都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的。也就是说，要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伟大的思想，就必须先理解过去的文献。换句话说，没有经济思想史，新的经济理论怎么可能从天而降。除非你愿意无条件地接受新经济理论，否则你一旦想评论它，就必须问它是从哪来的，而这个问题只有思想史才能回答。
在教育学院任教这些年，他花了许多休假时间，在亚洲与非洲担任联合国各种组织的教育顾问，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咨询。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
那些国家想要进行现代化，豪言“创业家精神”，但是却不接受“彻底的个人主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70年代几乎每一份他帮忙撰写的经济顾问报告，都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委托的。这些独裁者在报告发表时，或发表不久之后就被推翻了，接下来掌权的人常常把前任视为敌人。经济学家对外国ZF的经济政策具有影响力，这个观念早就不再成立了。
1950年后，经济学变得愈来愈数学化。也就是说，经济学只关心分析的数学基础，而不惜牺牲经济分析的现实相关性。
数学理论能帮助我们增加多少对经济的了解？一点也没有帮助。没有数学家会认为，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数学上没什么贡献，但是它可以帮助数学家获得经济系的教职。当代经济学理论，充斥着无结果的数学形式主义（sterile formalism）。
他深信，经济学必须关注现实世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