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非常成功。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多结构性矛盾,比如消费增长速度不高,经济结构失衡,出口所占比重太大,投资欲望太强烈。在几位专家看来,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哪里?未来中国成长的障碍会是什么?

黄益平(花旗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之所以说自然资源可能会成为中国成长的重要障碍。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国内还存在着成本扭曲。成本扭曲最主要的动机就是为了追求高增长,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年代就有过这样的影子。为了让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一点,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压低原材料价格。进而在工业生产上产生超额利润。这些超额利润又可以进一步投资,加快工业发展。

肖耿(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特别是目前还有很多的重要行业,国民经济支柱行业还存在价格管制。要知道,当我们实行价格管制补贴电、油、水等很多原材料的时候,我们补贴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补贴的是全世界。因为全世界的工厂都设在中国,在中国设工厂就要用水、用电、用煤、用油。我们补贴的不是工人,打工的人一个月才挣120美元。补贴的是购买中国产品的全球的消费者,其中包括很多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成本扭曲现象正从沿海向内地转移

记者:在采访中,珠三角的一些企业告诉我们,他们正在把工厂向内地迁移。你们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能否认为,成本扭曲的现象也正在从沿海向内地转移?中国依靠成本优势的发展模式还能否继续?

宋敏(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资本、劳动、土地、资源是宏观经济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这些要素成本却被人为压得很低。以劳工成本来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广州的很多工厂,工人的工资都是十几年没有变化。这其实是人为地压低了劳动力的价格。

从要素成本来说,土地成本也被人为压低。珠江三角洲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港商进来土地是不要钱的,甚至还有补贴。这个时候土地成本受到了局限。现在广东地区成本上升很多,很多企业搬迁到了更加靠近内地的省份,比如内蒙、宁夏。一些港商告诉我要把工厂搬到内蒙去,因为那里的土地不要钱。这些行为正在重复十年前的情况。当然楼也会盖起来,经济也会很蓬勃,可是隐含的成本非常高。

肖耿:价格管制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穷人可以少付一点电费、水费,但是它造成的后果是补贴全人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需要理顺国内生产要素价格。

中国在过去进出口量不是很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补贴。环境污染的严重也是对其他国家的补贴。现在国内生产要素因为油越来越贵,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要,气候变化等各种问题暴露出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这个模式再继续下去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要反省过去的发展模式。

今后，中国的生产企业将不会再享有以往“扭曲”的低成本优势——花旗银行在其最新一期《宏观中国》研究报告中作出这一判断。

花旗银行中国经济学家沈明高等提出，近来中国生产成本的蹿升，正是成本正常化（cost normalization）的开始。被扭曲的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成本，将逐步走向市场水平。这一过程将是不可逆转的，但可能要经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

据花旗测算，中国的生产成本扭曲规模约达3.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7年名义GDP的15.5%。这一规模是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利润总额的2倍。

这种扭曲主要体现在能源和原材料、环境、资金、劳动力、土地等五个方面。如，由于能源价格和资源税率被压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成本扭曲达到16320亿元，由于不考虑环境恢复，环境成本扭曲约达10800亿元。

报告分析，劳动力成本被压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城乡区别对待的户籍制度，这使得农民工在工资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都受到歧视。而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无偿或低价转让土地使用权，并对投资者进行补贴，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土地使用成本。价格的严格管制，又使国内能源价格长期低于国际水平。同样，利率管制之下，也使得中国企业能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利率取得银行贷款。此外，长期以来对环境问题的忽视，也让企业省去了大笔环保费用。

以往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出口退税政策等是其他形式的成本扭曲。人民币币值低估也是对出口商的隐性补贴。

报告认为，这些扭曲成本的因素很可能在未来五至十年内逐渐弱化。报告预测，未来五年内，出口退税将进一步降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升至5-6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水平，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也可能取消，将加征资源税并更多地从价而非从量，新的劳动合同法将稳步实施。本轮通胀缓解后，能源价格改革也将启动。户籍制度也将向实现城乡人口社会经济平等方向改革。

此外，土地私有化、环境保护等，则是未来十多年内改革的目标。

报告中指出，面临价格与成本间利润空间的压缩，降低成本成为企业的生存之道，因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提高价格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成本正常化的主要推动因素，是来自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收入重新分配和政府提高发展质量的要求。报告认为，成本正常化意味着市场将在价格决定中发挥更大作用，对于生产者的“偏袒”将逐渐消失，这对消费者来说是好消息，也就意味着消费市场将会释放潜力。而内需的启动有赖于城市化的深入、内陆省份的开发，因此，与这两者有关的投资领域很可能是未来五至十年的热点。

报告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会由于成本正常化就消失殆尽。从制造业的成本结构看，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不到美国的70%。其中，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若不考虑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比美国远为密集的因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5%。这与韩国和台湾地区在1975年时相似。当时两地的劳动力成本也相当于美国的5%，人均GDP2000美元；2004年，两地的人均GDP都已达到1.5万美元，而劳动力成本分别升至美国的一半和四分之一左右。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即使30年后人均GDP也达到类似水平，劳动力成本很可能还会保持优势。

报告认为，新的《劳动合同法》在改善劳动者福利的方向上是正确的，只是有点操之过急。今年内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可能因此上升10%-20%，但新法带来的新增成本将在五年内被消化。

此外，中国的生产企业现已覆盖中低端产品，规模效益已经显现。新产品模型一旦开发出来，企业将能够很便利地在国内找到代工厂家，这种时间效率的优势是其他国家难以超越的。

成本上升后，家庭收入也将相应有所提高，内需的提升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生产利润率下降的负面影响。内需扩大后的中国将可能从一个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

报告认为，成本正常化将有助于中国的贸易平衡，减轻货币升值压力，减少中国经济对于数量投入的依赖。

1. 引言随着经济日益国际化,跨国投资的经济、技术和制度障碍逐渐减弱,而公司资产的...相比之下，实现资本输入中性会使不同国家的储蓄者所获得的税后收益率大体相当，但因引起资本成本在各国间不同而扭曲国际投资类型。结果，倘若投资需求对资本成本 ...

双重扭曲影响中国自主创新

我国企业在自主创新活动中面临着劳动力与资本成本的扭曲以及劳动力与资本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扭曲。双重扭曲极大限制了创新要素的供给和对创新产品的需求二元分割问题,而这种双重扭曲又被各地方政府的官员治理行为所强化,最终导致微观创新主体创新动力的缺失。因此,任何试图改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滞后的政策措施,应当充分考虑我国投入要素的成本结构与收入分配决定机制形成的复杂性、长期性。

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与外贸效益

价格扭曲导致外贸效益的下降,这是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要素扭曲即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边际替代率不等,是扭曲理论所分析的几种扭曲之一。在双重体系下,要素扭曲存在着一些特殊因素。同时,西方扭曲理论主要分析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扭曲,但外汇的国内资源成本扭曲也具有要素扭曲的类似性质。这几个环节的研究对于提高我国的外贸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看过去这两三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持续超常规的经济增长，而且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另一个方面是经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两个方面是并行在一起发展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为什么？刚才这几位经济学家说的观点，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在我看来，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生产成本的扭曲。

过去三十年，我们做了很多改革，使我们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方面的表现真正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哪些是关键的改革呢？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在产品市场的改革改善了资源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由原来的计划引导转向市场引导。二是微观层次的改革，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和决策自主权问题。这两个方面的改革使得我们经济当中很多原来被压抑的能量开始释放出来，同时推动生产率的持续改善，因此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但是回过头来看，要素市场的改革则明显滞后。这其中有些可能是有意的政策安排，有一些则是无意的，是在渐进的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但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生产成本受到明显的扭曲，基本上是被大幅度地压低。

这里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一般性的例子，我强调一般性是因为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特例一步一步地改，不可能一步性地放开来，因此导致了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而其中有一些制度，我想是政策有意而为之，比如说压低土地、能源价格和提供税收优惠。为什么要这么做？道理很简单，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已经说过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硬道理是什么？对于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来说就是GDP。

因此我们要回头来仔细推敲宏观经济问题的关节点在哪里。如果成本被普遍压低的话，后果又是什么？后果就是我们产业的利润被明显提高，企业投资、生产的激励被明显增加，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会暂时增强。这可能导致了我们现在企业有很多钱，国家有很多钱，但老百姓没钱，从而带来了经济当中的投资过度、出口过度、贸易顺差太高和消费不足等。

这样的经济机制显然是不利于平衡发展和消费增长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有一些短期的办法，还有一些长期的办法。我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前面几位专家所说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都认为汇率应该调整。我也觉得应该调整，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国，我们已经在国际上面对一个反应方程。我们再不能把我们快速增长的后果与韩国、台湾几十年前高速增长的后果相提并论。即使是为了保持出口的持续增长，我们也必须要顾及到国际市场的反应。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方针，我支持余永定教授所提出的“紧货币、宽财政”大方向。货币政策一直在紧缩，但现在已经存在高度不平衡的情况下，加息0.27个百分点，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因此在收紧货币政策时，必须要加大力度，这其中就包括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可能也要增加。但是不是要像梁红刚才说的，要在短期内大幅度地升值，这个我们可以考虑，要考虑经济调整的短期成本，但是升值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

财政开支需要大幅度增加，我国目前其实有很多地方需要开支，包括花钱，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和技术进步等等，这些对我们今后的长期发展是有意义的。即使是简单地给老百姓钱，也能增加他们的消费。另外增加财政开支恰恰可以用于缓解货币政策紧缩带来的结构调整的成本。而我们的经常账户的盈余已经达到GDP的9%，所以说不是没钱。

但是从长期的结构性矛盾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前面说的关节点，解决我们经济改革当中遗留下来的问题——怎样消除我们要素市场的扭曲、成本的扭曲。

这些改革的意义在于最终让要素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可以相信多数要素的成本可能会上升，在短期内意味着生产者的激励可能会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许会下降一两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这样就消除了原来人为增加的对出口、投资的激励，容易解决过度投资和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老百姓从生产中多得点好处，有利于消费增长。因此即使我们不能保持11%、12%的增长，而是持续更长的时间每年8%、9%的增长，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更好的一个结果。

人力方面的成本因素

：

· 人员超编（人浮于事）；

· 定编不合理；

· 工作效率低；

· 人员安排不合理；

· 人员能力不够（素质不够、不胜任工作）；

· 劳动纪律松弛；

· 人员的人身安全；

· 缺少劳动定额或定额不合理；

· 人员流动不合理；

· 人员培训效果差。

物力方面的成本因素

· 材料的功能过剩（未采用代用品）；

· 缺少消耗定额或定额不合理；

· 定额考核不够；

· 超储积压；

· 超期变质、失效（不适用、报废）；

· 产品质量损失超标（废品率、不良品率超标）；

· 材料质量损失（不合格品率超标）；

· 设备生产能力过剩（功率的浪费）；

· 设备磨损严重（修理费用过大）；

· 跑、冒、滴、漏；

· 能源的浪费（水、电、汽、风、煤、油）；

· 废物（料）的利用（回收、再利用）；

· 物资的流失（偷、盗、抢、拿、送、丢）；

· 财产的安全；

· 固定资产的维护不够。

财力方面的成本因素

· 坏账损失；

· 利息损失；

· 罚金、滞纳金；

· 合理避税；

· 缺少管理费定额或定额不合理；

· 管理费超标；

· 不必要的请客、送礼、庆典等开支；

· 不必要的赞助，捐款；

· 资金周转缓慢；

· 不合理的借贷；

· 不合理的投资；

·资金沉淀；

· 拖欠、赊欠货款；

· 财务和成本的分析、核算不够准确；

· 资金的流失（贪污、行贿、挪用）；

· 其他不合理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