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因在越南综合大学授课，越南政府授予胡志明勋章。

1961年，被推举为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

1965年，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时年39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

十年动乱期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返回北京。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他和一部分同志拨归北京师范大学，在这期间，完成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后，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评定为教授。

1980年和1984年，主编《简明清史》，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

1982年，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博士生导师。

1986年，因在清史所培养了一批清史研究的骨干，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

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9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

1992年，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

1994年，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并因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为人师表、兢兢业业，在教书育人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而获得香港柏宁顿金球奖。

1995年，获北京市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1996年，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2002年8月，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说：“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2011年4月14日，戴逸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并参加了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的仪式和座谈。

2013年12月17日，经专家提名、工作小组初选、遴选委员会遴选和基金委员会投票通过，戴逸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人民币。

2015年9月10日，戴逸教授90寿辰，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戴逸与清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探讨戴逸先生在史学界特别是对清史学科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共商推动清史学科在中国人民大学乃至全国的发展之计。

2024年1月24日上午8时12分，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024年1月30日，戴逸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抗战史研究

《中国抗战史演义》作于1951年，在全国刚刚解放，不少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这本普及型读物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近代史研究

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先从思想理论角度写历史的近代史著作，叙述了一个个历史运动，以及运动的产生和失败的原因。在书中，戴逸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对两次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结构严谨、论证缜密，贴紧时代发展脉络，关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加便捷、顺畅、合理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清史研究

从1978年起，戴逸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摸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戴逸利用中、俄双方大量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文献，再现了条约谈判的全过程，为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和备要，其重要性在于以崭新的思维方式开创了中国研究清朝边疆史的先河。

清史编纂

2003年1月28日，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在纂修工作中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既还原历史真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学术创新：既要理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史实为依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观臆断。要使新《清史》成为一部观点鲜明、内客充实、史料丰富、文笔生动的高水平的史书，尽量使思想性与学术性达到完美统一，使新《清史》成为传世佳作。并在编纂新《清史》工作中，注重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清史专家。

教育

在戴逸担任博士生导师期间，他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培养了30名博士，其他的学生不计其数，人们称之“戴公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已成为著名的清史研究专家。他为清史研究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奖章、吴玉章奖章和香港柏宇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金球奖等荣誉。

戴逸曾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第四届、第五届）、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满文书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成员。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戴逸小学时不好说话，不愿交往，但不爱读正课，从不好好阅读课本，却爱好各种游艺，读各种小说、连环画。因此成绩劣等，功课好几门不及格，小学几乎未能毕业，幸而学校网开一面，给班两个最差的学生“奉送”毕业。毕业典礼那天，戴逸知道自己不能毕业，在家中躺在一张藤床上，发闷犯愁。忽然，另一位与戴逸同班不能毕业的劣等生，飞步进入戴逸家，高兴地大喊“戴秉衡，快走。快走。学校去，今天典礼会上宣布要发给毕业证书，也能毕业了。”戴逸听了自然喜出望外，赶紧去学校，果然拿到了毕业证书。 毕业是毕业了，但下一步考初中又是个难关，报考县立中学，发榜的那天，戴逸父亲去看榜。回家来脸色阴沉，不言不语，戴逸情知不妙，连羞带怕，躲到亲戚家去了。

中学没考上，偏偏这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开始了抗战，家庭逃难到了上海。戴逸的两个姐姐进了“苏女师”读书，每天晚上都在家复习功课。天长日久，戴逸心底逐渐升腾起渴望上学的强烈愿望。第二年夏天戴逸考上了苏州中学（因抗战迁至上海租界，校址在四马路外滩）。因成绩很差，只是个备取生，候补正取名额。戴逸是备取生，不能和正取生坐在一起，只能坐在最后。正取生是按高矮排列的，有两位最年长的正取生长得最高，学习成绩最佳，且品行端正，坐在最后排，和戴逸这个矮小年幼且成绩不佳的备取生坐在一起。日子久了，三个人成了最亲密的学侣，他们的学习、谈吐、品行时刻影响戴逸，戴逸的学业成绩突飞猛进。从此戴逸初中和高中的成绩稳步上升，摘掉劣等生的帽子而成为班上优等生。

1944年高中毕业后，喜爱文科的戴逸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学校都迁往内地，没有一所像样的文科学校。大二年级时，恰逢北京大学借用交大考场招生，戴逸报名投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发榜时，考上了历史系的正取生。戴逸毅然决然放弃交大学籍，投奔北京大学，跨进心仪已久的历史系门槛，选择了终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道路。

来到北大史学系后，一次，戴逸突患盲肠炎，盲肠穿孔，腹中大量积脓，然而校医院却要先交钱，才接收治疗。郑天挺接到同学急电后，当即通知医院接收戴逸，并免费为他治疗。戴逸在医院躺了40天，方才转危为安，出院后，郑天挺还给了他一笔生活费。戴逸说：“当时我马上就要死掉了，郑先生如果没有打这个电话，就没有戴逸这个人了。”

1948年，戴逸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逮捕，带到特种刑事法庭接受当局审讯。胡适得到消息，赶忙写了一封信，跟对方说“这是个好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我可以保证，我保释他”。由于胡适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声望，戴逸带着一个“保释在外，听候传信”的处理意见，被放了出来。由于时局危急，戴逸未敢久留，通过地下党迅速离开北京。

在北大期间，戴逸是搜集进步书籍的孑民图书馆的总干事，有一天，他听说吴晗有几本这样的书，于是直接上门索要。吴晗搞不清面前这个突然前来的年轻人的底细，自然一口回绝。被拒绝了的戴逸却没有走，彼时他已读完吴晗的《朱元璋传》，更在攻读332卷的《明史》，如今面对明史专家，自然不能放过当面探讨的机会。一番交流之后，吴晗对戴逸的历史功底刮目相看。这一面之交，让吴晗对这个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戴逸教授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兼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大家，无论是以其个人学术成果开拓重要研究领域，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中国清代历史研究的发展，他都卓有建树。（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遴选委员会）

戴逸先生和张卓元先生心怀祖国，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对学术的热爱和追求，不追风，不赶潮，独立思考，令人敬佩，令人感动；（国务院副总理 马 凯）

戴逸老师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两个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说他有非常结实的文史底子，阐发见识有厚度，青年时代就得到诸位史学前辈的赏识不是偶然的。通是说他学识广博，不狭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前所长 罗明教授）

戴逸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方面的贯通，一是纵向的前后通，按史学界通行的划分，清史以1840年为界划归两端，之前为古代史，之后为近代史，以往是两批人分头搞，戴老师则前后都搞。二是从横向左右通，他编撰《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任总编辑 王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