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认难。

二、拒外难。

三、割据难。

四、立主难。

五、内讧难。

一、外认之难也，观非律宾而知之耳。今革命说者，私心妄想以至近墨西哥、葡萄牙之革命，又那威、古巴与突厥之埃及、希腊、罗马尼亚、布加利牙、塞维、门的内哥，皆能割据自立，遂或妄欲比例，尤愚而不知事理者也。那威之自立也，以旧有议院，一切政权国会，皆如匈牙利与澳洲、加拿大，不过以空名戴瑞典王耳。故那威一日自立，迎立丹墨王子为王。夫立宪之世，王位不过名誉总理，乾脩君衔耳。故瑞典听之，不动兵革。此与吾国绝不相类，无可引比者也。若夫罗马尼亚、希腊、布加利牙、塞维之能自立，则以与俄同教，而俄人费大兵扶之自立耳。若埃及自立，则与突远隔绝海，而列强借以披突之势也。吾国有异教而隔绝海之地乎?列国有费大兵而扶之者乎?西藏之地近之，而非与列强有同教者也。然则援那威、罗马尼亚、希腊、布加利牙诸国，无一而类也。若夫葡萄牙之革命，因于教争，以王为旧教，不得不废之，海陆军一朝蹶起于京师，故能废其君而完保其国，各国自认之。至墨西哥革命，致乱已三百年，乃中南美旧俗。秘鲁、巴拿马、掘地马来、位亚基，无国不然，每数年大革命一次，死民过半。欧人鉴之，故十九纪下半纪欧洲有乱，宁迎立他国王子为王，而不立民主，为此故也。且以地属美洲，有合众国监视之，故能保国。若在亚、非，则诸国岁岁革命内乱，列强分灭之久矣，宁能延余命至于今哉?古巴虽脱西班牙而自立，各国认之，良由近美，合众国置之怀袖中耳。美以逼诸欧，不欲速并，徐徐乃吞之云尔。若迁古巴于美，西太平洋中，则檀香山、非律宾岂非自立国哉?何以美人取之非律宾乎，叛西班牙而独立，美人初且助以军械军饷矣，乃俟其叛班后，旋即以兵力取之。以美孟绿义之平等博爱，然犹若此，况狡焉思逞百倍于美者乎?假令非律宾置于美东，若古巴、墨西哥间，美之不取而听其独立，亦犹古巴也。未有非律宾之事，吾国人不知，而冀外人之认我自立，犹之可也，今有非律宾为前车之覆，而吾国人不鉴，又复重蹈之乎?试问吾国之地位在美、欧乎?抑亚洲乎?自尔之外，更无他例。吾国人自立而冀望外认，请熟念非律宾之事也。若熟念之，则外人即有借军械、助军饷而认革命军者，亦不过助其野心，藉革命军之内乱自残，为彼驱除难耳。彼何爱于革命军而助之?彼何爱于中国之能保全而不取之?如或全国军队同时急起而立据京师乎，主之者为华盛顿等之公心而不内争乎，则能完保其国，列强连鸡相栖，惮于用大兵而生他变也，则或认之，盖以势已成而力难取之故也。自非然者，必无公认自立之理。即因有故，权时认之，如日本之认高丽独立然，亦不过少待事势而取之耳。要而言之，冀望外人之公认自立，必无之理也。

一、拒外之难也。今各省军队皆变，则必如法焉，必用瑞士之兵矣。政府请援兵于外国，以与革命新起之军战，革命军兵械不足，顾畏多方，又请兵于外国而酬以地，鹬蚌相持，终为外人收渔人之利而已。或谓法革命军何以能拒外?则未其由也。夫法当大革命之世，上承路易十四之威，为全欧最强之国，故仅能自保。而加拿大、印度、北美西南，已隐让与英、美矣。法至今之不竞，尚受革命之害。我则当列强极盛之时，百物不备，为至弱之国，虽幸内外安宁，全国合力，尚岌岌虑不能立，而谬以强法自比，奈之何其自欺愚谬之甚也！

一、割据之必无成也。向者已言自立之难矣。假令一二地势，因机乘会，有可割据之一时，然可决其事必不久也。一则必乱争于内，一则必吞服于外，二者殆必难免，而亦相因矣。其在起师相应，偶尔相合，本无交义；至于割据已定，群雄互猜，以地言之，或各据一省，或割据数省，既互相分割，地迫势争，必致相攻。人即初不欲攻，然有哈士丁斯之内斗，印度诸邦各助之饷械，俟其两败而后垂手取之。印度之自立也，分为百五十六国，诸侯日竞于兵。英人乃阳为哀其骨肉相残，开弭兵之会，限制其兵，已乃派英兵而监之，代收其税，盖印侯国不灭而自灭矣。假令割据有成，绝无内讧，而中国终归于尽。然则岂革命者保国之初意哉?况夫同在一国，群雄内争，覆亡至速，又无论也。此割据之必无成也。

一、立主之难也。革命者无论不能割据自立，不能推倒政府也；今假设皆能之，至于是时，立君主乎?则近者大朝旧国，君臣之义扫地尽矣。况布衣昆弟，同起草昧，而欲人为韩、彭、萧、曹，欲人为徐、常、汤、沐，谁则甘之?则必无复立君主之理。则将立民主乎?万国之立民主，惟小国如瑞士者能之。即美初立国，不过十三州三百万人耳，而诸州之长，军政之将，皆清教之徒、有道之士，因各州议院之结，用英国两党之旧，故能立国。若法即已大乱八十三年矣，至革命之初，罗伯、马拉、段敦诸人，日以相杀为事，举国相寻于争杀之中，无一人能免者。若吾国势，岌岌垂危，恐不待拿破仑之出，而已为外人所藉手矣。即在中南美小国，墨西哥革命，其乱三百年，失地大半，今犹未已，不亡并于美，殆不止也。其他秘路、委内瑞拉、巴拿马、堀地马来、位亚基诸小国，每争总统，死民过半。其不亡国，徒以在美洲，有美人之庇耳。欧人鉴之，故十九世下半纪，比利时、罗马尼亚、希腊、布加利牙、那威之自立，宁迎立外人为王，而不敢立民主，盖有戒也。吾国民阅历太浅，徒执人已弃之唾，而不知其所含之毒，奉为至宝，将欲师而法之，则当两党鹬蚌内争之时，乃各国俯拾渔人之利之时也。故旧政府全倒，则争立新主致乱，中国终因此致亡而已矣。此立主之难也。

一、内讧之难也。革命者无论不能割据自立，不能推倒政府；即皆能之矣，君主民主，势必立一，姑勿论之。夫扰攘之世，谁肯为雌?即有豪强之夫，偶为领袖，权贵之位，地敌则争，左右之人，被罪则怨，展转寻祸而已，至如安、史，父子相夷。况今者欧美之新理灌输，君臣父子之旧义皆隳者乎?事势未定，权争轧倾，已角起并立矣。试观近来之人心风俗，金钱小故，群起相攻，小则腾书中外，大则暗谋相杀，宁有揖让为尧、舜者耶?先倡而高名之人，宁能为后起之臣?百死而勇成之夫，宁能为高让之士?以高官改而革命者，拥兵略地，宁能屈身让权于匹夫?各地响应之豪，拥土为帅，宁肯举而奉献于一人?若是者当患难交迫，或能偶合，然终不能久。若事少平定，而不相争杀者，殆事理之必无。刘邦、项羽必不相容，朱元璋、陈友谅自必相攻；李密必不能屈于唐公，梁师都终杀于萧铣，近者洪、杨、冯、韦、萧、石相杀相攻；故尝谓曾、左、李、沈诸功臣，若言革命，亦必相攻杀。势之相迫，入于旋涡，无论何人，殆无能免者也。

不观法国革命之祸乎，不独罗伯、马拉、段敦诸屠伯相杀无已，即其才贤如米拉、拉飞咽侯、杜将军及伦的党罗兰诸贤，亦同归灰烬而已矣。夫使若刘项、李窦、朱陈相争之世，甚至如洪、杨、韦、萧、冯、石相杀之时，皆无外国列强之窥伺，譬若二夫徒搏，无论谁为胜负，不过楚人失弓而楚人得弓，皆中国自主之，不足计也。今则列强之军舰陆兵凭轼观战，宁能待刘、项之数年相拒于荥阳、成皋，李、窦之数年相持于洛口，朱、陈之数年相持于长江耶?又若法人大革命相屠戮、无政府之时，列强宁能听其商务数年皆亏败耶?故今者脱有内乱，难支数月，无论至近者之虎视耽逐也，即美国守孟绿之义，英国立保全之说者，亦改其方针而干预之。干预云何?波兰之而已矣。岂复能听汝刘项、李窦、朱陈之从容内战而一统乎?岂复能听汝米拉、拉飞、罗兰、罗伯、马拉之互相杀戮乎?

而今之妄人谬论，乃轻口而言破坏，且谓非破坏不能建设。岂知一破坏之后，则中国永无建设之日；假有建设，则他人入室，代我为之，而主人为奴，但作印度、安南、缅甸、台湾而已矣。鹬蚌相持，则忘渔人之立其后；螳螂捕蝉，不知黄雀之旋啄之也。事理至浅，嗟乎！何我同胞之愚而不思之也。夫天下事破坏则甚易，炸弹可以焚大厦于顷刻矣，若建大厦，则鸠工庀材，运砖石灰铁，筑台累土，非累岁月不能成，又非安平无事不能奏功。若两军相当，筑垒毁垒，成之已难；况列强遍阵于萧墙，外债难欠，商务难停，其必不能容我多乱年月、从容内争，不待过计也。夫以三百年政府之坚固，廿二行省之广大，唐、明成功须十数载无论矣，即至速如汉高祖，尚须五年。今即革命人才神武雄杰，过于刘邦，能以岁月平定中国，则后祸相争，益不可议。全国波沸无时，列强商务皆废，外债不偿，经阅一二年而能安坐待之乎?恐至愚不解外事之人，皆知其必无是理也。然则中国无论如何，终必分亡而已耳。然而吾国民乃逞一时之忿，轻言革命者，是恶己有老彭之太长寿，而必自缢之也。

革命后中国民生惨状说

今且勿论亡国，但述兵燹之祸，其别有三。略言之，已足令人心折骨惊矣。

一、生计之败也。中国方当奇贫之时，应奖厉工商之业。广东未成乱也，人心一惊，众商业立败，商业既败，工业自随之而衰，屋价、地价随之而落，银根随之而困少。数月所失，已不知几千万；孤老寡妇，稚儿弱女，随之失养者，不知若干万。若武汉之乱，全国震动，争起存款，于是银行大者紧绝，小者倒闭，则举国几可绝生。今不过武汉耳，若再陷落多省，或全国变乱，经累数年，则工商皆绝，人民生路并尽矣。憔悴萧条，虽十年不能恢复之，而外债十五万万，不能不偿也。但此生计之害，已可亡国。

一、盗贼之多也。广东经一震，尚未成乱，而各乡成风，盗贼劫掳，以革命为名，联合千百，有同行军，乡绅畏避，警察不敢办。加银行倒闭，饥民日多，无可安养，率为流寇。加以革军日闻，若各省或陷，则盗贼遍野。汉之黄巾，唐之黄巢，明之流贼，杀戮之惨，已足亡国。外人不能不自保，则代平而取之。其卒也惨杀既毕，归于外人之手而已矣。

一、杀戮流离之惨也。明末张献忠之乱，四川人民几尽。近咸丰时洪秀全之乱，先人从军江、粤、浙、闽间，述军士战死、人民避难之惨，暴骨如莽，夜月相照，百里无人，若名书、佳画、古器之焚失不足计。十年间京津、辽东之惨状，古器书画之流散，国家若枯。以兹小乱，惨状若是，若举国革命，则祸酷十倍。印度一起革命，死者二千万；德国一起教争，死者一千八百万。若吾国人多，若全国革命，死当无量数，未知几何年生聚教训，乃能复原。即能复原，恐为外人所有而生聚之，非复中国之民矣。伤心惨目，诚非所忍闻矣。

革命由动于感情而无通识说

今吾国人汹汹言革命者，或迫外人之激刺，而憾政治之大坏，思以易之；或有亡国之甚惧，而拼孤注之一掷，思以救之；或缘民族之义而思逐异族，思以革之；或乘响应之势，不知所止而穷极之。虽道有异同，义有深浅，要无论遵行何道，有成与否，其归皆以亡中国而已矣。夫汹汹发愤之士，多热心之才杰，痛中国之沦亡，而思救焚拯溺于一线者也。夫能破家沉族，断腔膏血，犯万死不顾一生以救中国，虽违命于旧朝，岂不可取?然实举五千年文明之中国，完全无恙者，而破坏沉埋之；举四万万之同胞安平乐寿者，而大半焚溺之。岂其本愿哉?若知中国必不亡，而言革命则中国因之而亡，计吾同胞虽有悍夫，必怵惕骇惧挢舌，而无有敢谈革命者矣。夫以中国一言革命，必至分亡，其害如此。然而今人汹汹多从革命者，一则易扇动于感情也，一则无通达之深识也。

谈革命多由于无通识

吾言中国必不亡，以突厥证之；吾言中国如行革命则中国必亡，即能割据自立，即能推倒政府而终亡，以印度证之；吾言外人必无认革命之理，即偶认之，亦借为驱除难，先利用而后取，以非利宾证之。

吾言比利时、罗马尼亚、希腊、布加利牙、那威之自立，皆不立民主，不立本国人为君主，而特迎外国人为君主，更安有甘死万万人以争此空名之乾脩帝衔者?即英国亦然。此皆近事之正比例也。凡诸事实，皆百年来已发之病、已验之方，可鉴可法；循之则存，违之则亡。彼诸国曾破撼其绝好之国土，杀戮戕害无量之人民，而后大地发明此验方。彼诸国不幸遘变在先，无鉴无师，妄行乱走，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至于覆亡也；吾犹幸遘变在后，得鉴此前车之覆辙，得以为改途易辙之计也。若犹不虑不图，冥行罔觉，不耐一朝之忿，误持唾弃之方，视作鸿宝之金科玉律，则终亦必亡而已矣。夫地理至浅也，以葬师寻地，而古今尤难之；人身至近也，而医者诊病，至今各国尚不得病之所在。况事变至繁，有正有反，有远之乃以近之。若民主之理，至公也，而近者鉴于中南美之祸，乃知大戒。外国人为君当拒也，而立宪世则英与比利时、罗马尼亚、布加利牙、希腊、那威特迎立外人为君而安。此岂常理所能推，实非历试不能创。似兹深义，岂常人所能识?况外国掌故，吾华尤所难通。夫以学士大夫尚难知此，而农工士商之四民者，其不能通考世变，而忿怒盲从，实人情所难免也。然坐此无识，可以亡国。

谈革命多由于鼓感情

心理之学，喑鸣一声，众则随之，始或惊或默，及哄然同声，则不必辨其所由，而忽忽随之于不觉。所谓声应气求者耶?传电为之也。踏歌舞剧，一人抚掌，则众和之；闻乐而乐者，一人欢笑，则哄台而欢哗；闻歌而哀者，一人失啼，则哄台而悲叹。盖人固有情，以情感情，同出至诚，则如传染矣。天下智人少而愚人多，一智人提倡之，则众人和之。其智者则有为为之也，其众人不辨得失是非，而滔滔从之，及人众既多，则以多自证，以同自重，益觉理之不可易，而气为之愈昌矣。此亦传电为之也。夫以各国议院之民献，盖皆一国之才秀者，而听辨才者一人之演说，往往为之动容，为之抚掌，为之欢呼，为之切齿顿足，盖皆气感传电为之。况民间之道听涂说哉?

凡人有爱恶心则有情，有耻辱心则有气；感之以情，动之以气，则懦夫立愤，面红耳热而起矣。夫以情感以气动者，虽所挟多偏激之义，而最足以动人。夫诸子立说，犹有然矣。若持圆觉之义，中边俱到，八面无 ，盛水不漏者，虽诸教主犹难之，而人情亦有难动者。然而举一国之大，投之常人感情动气之中，鲜有不误者矣。近来民气渐昌，固鄙人所日鼓舞而望之者，然其谬亦不尠矣。今不暇遍举，姑假一二义言之。

如患国债之危，而欲一朝还之，岂非至公仗义之举?然若使实行，则全国金银一朝立尽，而国民将涸若枯鱼矣，乃未几大反而言借债矣。夫还债之与借债，至相反也，而可以举国言之迷之，则必至有一是一非者矣。谓前是而后非，或前非而后是欤?皆不然也。盖一事之立，理甚繁复，不可以一言几也。还债而得其方，则还之更佳；借债得其道，则借之亦可，但未可以还债、借债单言了之。夫为方为道，其说长矣，万言不能尽之；若限此单言，则无一而可也。然而鼓动常人之情感，则万言者反不能，而单言者反易动听也。又如承盐，亦皆有得失，甚至禁赌亦自有次第，乃皆不问，民论哗迫而成之，长吏苟徇而实行之。夫未有安养游民之方，未有禁止澳门之法，未有岁月渐禁之序，而一朝强行之，而不发生他病者，未之有也。

盖天下之物理至繁，美中有恶，恶中有美。故一药之能治病，尚有炮制之剂和，佐使之互制，而后能收效也，否则医病者即以生病。故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盖无药之利，而又不蒙药之害故也。今以天下之多故，而中外之繁赜，而谓众人皆能医之，执独步之单方，无炮制、佐使之调和，或不察弱症，操刀而割，而谓遂能起痼疾也，天下有是理乎?革命之理至深且赜，而众人乃能以简单二字，妄视为救中国不二之良方，不知病症而行刀割，惟有致死而已，无可救矣。夫使若还债、借债之举，全国哗从，此等之误，后一悔之，犹可改也；若夫革命之说，一误行之，若群狂者操刀而舞，其不至于相杀至尽不止。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后虽知悔，如印度人然，国已亡矣，虽悔无能为矣。不及今早知悔，后有圣者，无能为矣。

人之愚蔽也，皆自其心成之。神怯于鬼也，夜行见树影而以为鬼者，则得狂疾，终日东指西画以为鬼也，遂以狂死。人有饮狂药而乐者，执刀而乱舞，又分狂药以与人；得狂药饮之而乐者，又执刀而舞，分狂药而与人。如是展转分药执刀，必至人人皆饮药而狂，人人皆执刀而舞，其终必至人人执刀相杀，杀至人尽而后止。感情之相动，热电之相吸，以多为信，入于大迷，岂复能研事理别得失哉?法国大革命之乱，百日而死人百二十九万，频乱乘八十三年而后定，饮狂药、乱执刀之效也。法为欧土最强国，故仅能保，然遂失加拿大及印度各属地，让英独霸，以至于今。吾国为异种至弱之国，若群动于一时之感情，而误师法国，中国必亡，国民自相残杀之余，其遗者留为亡国之奴隶牛马。吾不忍睹此惨状也！

各国之完全立宪，无不自大血而来。今争政治革命乎，则已成功矣；及今改止，中国可保，则革命者实有大功也。若以一时得意，不肯休止，则外人干涉，中国可亡。则岂革命者之始愿哉?

新世界只争国为公有而种族君民主皆为旧义不足计说

今大地百年来为新世界矣。拨数千年旧政旧义而更新之，扫除霾雾，别启青天，始于欧美，被于万国，其为第一大义，如日月之经天，若山海之络地者，曰国为公有而已矣。

始发于美、法，波于大地，举万国之民，暴骨如莽，糜无量之膏血而力争者，非他，国为公有而已矣。虽百国之争，事势不同，名义各异，或建独立之义，或发民族之说，或别君主、民主之名，或缘新教、异教之争，而总其流归，万派不同，归宗于国为公有而已矣。

国为公有之大义，既为天下之公理，万国所公行，苟不得者，则国民咸出死力而求必得之。若既得国为公有，则无论为君主、民主，为独立、半立，为同族、异族，为同教、异教，皆不深计。此则自欧美至各国百战历史之成迹也。

中国之变，最在万国之后，可取万国以为鉴戒，最幸事也。明乎近世万国之成迹，或为覆车之辙，或为前事之师，无诱动于感情，无盲从于众论，无惑于一时之得失，而后举措不误，可以保国，否则一误足以亡国。

国为公有之义，最先出于中国。《礼运》述孔子大同之义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论语》述孔子之言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曰：舜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盖发明国为公有，则君主不与，惟恭己无为而已。盖据乱世小康，则国为君有；若平世大同，则国为公有。孔子陈三世之义，以备穷变通久之规，盖进化之大义，而遂为政始变革之第一大事矣。

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所能私有之，故天下为公，理至公也。但当乱世，水火涂炭，民无所归，有聪明神武者首出为君，民得所庇，以出水火，则国暂为君有，亦乱世所不得已者。譬如今律，婴儿未及岁，则许长亲为代理人，管其产业；若儿长及岁，则代理之人，无论长亲与否，必当归还其业，俾自管之云尔。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盖明平世之义，以国为公有，故重之；君不过为国之代理人，故轻之。盖以君为国中之一分，而不以君即国家，以国为公有之大义，最深切彰明者也。

然中国虽有孔孟之大义，但属空言，就实事考之，则数千年皆属乱世之时，而国为君有，欧人所谓专制是也。欧人言国为公有曰Constitution，义出希腊，即吾中国之礼也，但不及鬼神耳。盖希人先创之，日人译之曰立宪，以明君民同受治于法律之中。质而言之，立宪国者，国为公有，君民共之；专制国者，国为君有，一人私之。专制国为君所私有，旧世之义也；立宪国为全国人所公有，新世之义也。从旧嬗新，百年来万国之民所暴骨力争，即在革私有而为公有之一事而已矣。为之君者，上知天下之公理，在天下为公，下知万国之趋势，在国为公有，则举国而公之，即无事矣。为之民者，但力争国为公有，不得之则一切不顾，苟得之则君主民主、种族自立可不计也。若知此也，虽少有争事，而中国必保。

专制者，君主视国为己有，土地人民皆为其私产也，故君主与国为一，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是也。吾国古称有天下有国，所谓专制也，既号称为其所有，则私产私物，一切惟主者所欲为，如人家之视其祖遗自购之田园奴隶然，亦有权可赠人。若立宪国者，君与民共之，若人家之有族居祠庙祭田，一家一族之子姓所共食者也，民如仲叔季弟幼子童孙，君如宗子云尔。古者宗法方严，宗子世袭其爵而收其田，以养其族姓。近则宗子之制，大为淘易，或有或无，其无宗子者，以绅老之才望者领族长，此犹共和国之仅立总统矣。其犹存宗子之号位者，不过特给以田，岁时衣冠主祭而已，不能私取其祖宗之祠庙田地而自有之也。若夫一族之事，无论族法之有宗子与无宗子，要皆合一族之绅耆而共议之，即国会也；而族长主行之，即政府也。今许军队及资政院定完全之宪法，吾中国已为立宪国，名虽有君，实则可谓为虚君共和国。则吾中国之土地、人民、物产，乃四万万人公有之，而非君主私有之；所谓君主者，不过如宗子之世给其田，岁时衣冠主祭云尔。若夫一国之政治，则国会议之，而政党之多数者组织政府而执行之，君主不过端拱受成而已。故立宪第一大义，曰君主不负责任，君主不能为恶。此即《论语》舜何为尔，恭己正南面有天下而不与之义。立宪之君主，固如是也。

立宪之国，不论君主民主，要皆以国为国民之公有物，而君主虽稍贵异，不过全国中之一分子而已。瑞典王自谓如一大世爵而已，所谓名誉总理、乾脩君衔是也。故其有其无，或为本国所产，或自他国迎立，皆不足深计也。为国民者，但力争国为公有，而合一国君民共任之。如国不能为公有，则或流血而争之；若国既为公有，则为君主民主，皆听其时宜而不深计焉。故百年来欧人号称革命者，实非专革命也，专求国为公有云尔，立宪者，国为公有之名词云尔。

奥、普、意、瑞典为争国为公有故，莫不起革命而逐杀其君；既而立宪既定，国会既开，则复迎其故君为王，而绝不容心焉。今奥帝佛兰诗士第二约瑟与德帝威廉第一，非曾经放逐之主者乎?今何戴之之亲也?盖所争在国为公有，若其王之为放为迎，甚轻不足计也。乃至法国，号称革命之祖，既立民主后，忽而复立故君之子路易十八为王，已又逐之，而拿破仑第三立为帝亦听之。盖所重在争国为公有，而君主民主与故君之子与否，法人不以为重，则不计也。岂惟诸欧然哉，即近者突厥阿士文党之举兵胁君而废之，更立其弟，波斯人举兵废其王，而又立其子。盖所争在国为公有，而于其父子兄弟为王，不足计也；盖以立宪之君主，仅为大世爵乾脩帝衔、名誉总理，不足计也。

岂惟法国为然哉，即英国逐占士第二，而迎荷兰侯威廉第三为王，及后安死，迎立汉那 王佐治第一为王；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伦敦市民大举革命，亦不过求国为公有完全之权，而于佐治威廉域多利之本为德种，应放逐之，不计及也，但令发誓改入英籍而已。若夫欧人之迎立异国异族人为君者，不可胜数，盖皆重国为公有故也。五六十年来，比利时迎德之滑顿堡王子为王，罗马尼亚迎立德之阿论卜公子为王，希腊、那威迎立丹墨王子为王，布加利牙迎立德之可逋可大侯之子为王，除那威外，皆立异族为君者也，盖以国为公有故也。

盖立宪之大义，曰君民同受治于法之下，则国为公有也。君主不负责任，君主不能为恶云者，君主不独揽大权至明矣。盖立宪君主，但保存君统而不保全君权，各国宪法所定之君权，皆有限制。夫限制之权，犹一云尔，仍谓之君者，最高之世袭爵云尔，其与古昔相传之君有无限之权，盖大相反矣。百年来万国之所争，在此也。

今者朝廷审天下为公之理，为中国泰山磐石之安，既明且决，毅然下诏，行不负责任之义，而一切付之资政院，立开国会，公之国民，定宪法而议立法，听民望之所归，组织内阁，俾代负责任。是朝廷既下完全共和立宪之诏矣。此一诏也，即将数千年来国为君有之私产，一旦尽舍而捐出，公于国之臣民共有也。此一诏也，即将数千年无限之君权，一旦尽舍之，而捐立法权于国会，捐行政权于内阁，改而就最高世爵，仍虚名曰君位云尔。国民曰，国者吾之公产也，昔代理者以吾之幼少而代管之，今代理者已愿将公产交出，吾等可享此公产而无事矣。又曰代理者昔总吾公产之全权也，今已将公产权让出公议公办，代理者不过预闻而签一名云尔。故昔之愤然争者，今宜欢然喜矣。故夫立宪云者，以君有之国为公有，以无限之君权，改为最高之世爵之代名词而已。

夫由国为君有，革而为国为公有，此其政治大反至极也。夫革数千年专制之命，比之革一朝之命，其重大逾千万矣。苟通变而善其用，又可以无事行之。然改革之名词，古无可托，今无可译，于是大义暗而不明，而朝野之间为之大乱，而中国遂几于亡矣。

今革命之名义，日本人译自《易》之革卦“汤武革命”之辞。在日本用之，为改革之通名，无事不可称为革命；在中国用之，则专属征诛，以为移朝易代之事。在今革者，则缘民族义，专用为排满兴汉之名词；若以欧美求国为公有之义论之，则皆非也。如美之自立，法之杀君而易民主，次则逐君，英初则杀揸理第一而立其弟，逐占士第二而迎立婿，及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则只有民迫变政而未尝废君，普、奥逐君而复迎之，瑞典弑君而立其子，班则弑君而迎立他国王子，意之奈波、细细里则废弑君而夷其国；近者突废其君而立其弟，波斯逐其君而立其子，俄人日弑其君；他若那威离瑞典而自立，匈牙利亦尝举兵欲离澳，意十一国举兵离澳自立，若中南美与墨西哥之党争总统。凡若此者，我国视之，轻重大小迥绝不同，而欧人译之若一。若据今欧、日所译，而中国误用之，其害有不可极者矣。

盖中国数千年之义，以国为一姓所有，即命为一姓所属，君臣之义，视此最重，其有父子兄弟之内乱，则与一姓无关，故欧人视为革命者，吾国人视之若无。其有易姓移朝，欧人不重父子君臣，亦视之若无，而吾国人视之最重。若如吾二千年来频易姓代，而其国为君有之义如故也，欧人亦轻视之，为非大变革也。若由国为君有，易为国为民有，欧人视之最重，而族教之同异，君民主之不同，覆朝自立之各殊，则不足计也。故立宪云者，以君私有之国改为公有，以人君无限之权改为最高之世爵之总代名词云尔。宪法者，以君私有之国改为公有，以人君无限之权改为最高之世爵官权之约章云尔。故今兹之事，命名曰力争国为公有，必欲以革言之，则曰大革命可也。此大事也，在中朝既俯而遵之，迫切而定之，苟上下能善行之，则君民无流血之祸，一国上下可晏然无事，告厥成功，且由资政院定宪法，又谕定宪法皆师英而不师日矣。且君主上议员亦不能选，不独限制君权，且并无权，远不若民主矣。夫国会以多数为决议，内阁即以多数政党为组织，而汉人议员居其十之九，其永占多数，不待计矣。然则国会之决议，永永在于汉人；内阁之组织，永永在于汉人。则此后之帝者，必近同英王而上师舜、禹，恭己不与，南面无为矣。

夫英王族自德之汉那话王国，而迎主英国，几见汉那话人之柄政哉?一切皆英人自为执政耳。甚至英王用一婢，亦请于总理大臣。故英国之政权，全在总理大臣；国人之心目，亦只争总理大臣，未有争王位者。迎立威廉第三于荷兰族，迎立佐治第一于德种，二百年来英人无为王者，而绝不计及也。英人之视其王，礼名虽具，而权实全非。盖名位虽世仍王号，实则不过一最高之世爵，如法王、如退院方丈云尔。其总理大臣虽无王号，然百官总己，实同摄政矣。

又譬今官制，立宪之君主，犹总督而加宫保卸任也，犹亲王出军机而仍袭亲王也；立宪之总理大臣，犹布政使之护总督，京卿侍郎之充军机大臣也。夫礼名权实之不可兼久矣，惟古之君主兼有之。今一则其有其名而无其实，一则有其实而无其名；一则有其礼而无其权，一则有其权而无其礼。而总理大臣，又不能以一人而兼有君主之权实也。君主议政之权分于国会，君主行法之权分于法官，君主军政之权分于军谘部，于是君主以最高之虚爵，拥虚名而领袖之云尔。然英国总理大臣之大权久任，远过于法之总统，亦过于美之总统焉。故英名虽为君主国，实与民主国无异也。吾中国今者可名曰虚君共和国也。今革命者倡为民国，欲立总统以主国事，则立宪国会之法，已与民主全同矣；总统之与总理大臣，礼节地位，亦分毫无少异也。无论立总统必出于争，如中南美然，每争选总统，死国民过半也；就令将来能如美之不争，而总统之与总理大臣，绝无少异，皆汉人自为之。然乃倾弃四万万之民命，拼掷万里锦绣之河山，千年文明之古国，以争此一与总理大臣无异之总统，何为也哉?

就令得之，不过总统大臣之上，少一名誉总理、虚衔告爵之署名支俸者而已。夫名誉总理、高爵虚衔之署名支俸，其价值可侔于万里之山河、四万万之人民乎?此不待比拟而已索笑也。以出无量之价而购此区区也，恶夫不为也。何况新旧国战，列强集窥，鹬蚌相持，徒资渔人以得利，其究也两败俱伤，只同印度，资中国于外人以瓜分而已。则是万里之山河，四万万之人命，五千年之文明，空自弃掷，以购一与总理大臣无少异之总统，而卒不可得也。及是时乃知而悔之，则已无及也。

今举国之力持民族革命者，其怀抱知识，不过中国宋、明来攘夷之旧论而已，其新者又不过欧人民族之旧论而已。岂知宋、明攘夷，欧人民族之论，皆发生于专制之世，而与立宪之义至反者也。若误据旧方而服大剂，以医新病，病源既大相反，则药剂可毒且死人。言革命者，若知其不考，而误服旧方，以致毒毙自身也，其为悔应如何也?今药已误服，毒已大发，幸毒未深而毒可解。考之全欧各国革命之案，稽之大地万国民族之争，百年来事未有不归于定宪法立国会者也，否则败亡矣。若法大革命而能保者，以承路易十四之后，法为全欧最强之国故也。我则今为最弱之国，岂可引法而自比乎?只有为印度而已矣。主民族者，若能原本古今，考察中外，验视五十年欧美之新法，必不远复也。若以一时得意于附和之多，藉响应之众，因感情之误，固执至旧之论，拼掷万里之山河、四万万之人民、五千年之文明，听渔人之得利，以争此与总理大臣无异之一总统，其为智愚得失何如也?不亦可以已乎！

君与国不相关不足为轻重存亡论

吾中国人开口辄曰君国，盖误于旧制国为君有之故，此大谬也。于是有视一朝之君亡为国亡者，于是有视一朝之君在为国非其国者。盖中国久为专制国，故其君谬然私其国为已有，其国民亦谬然视其国为君有，是以至此大谬也。夫既谬视其国为君有，而君未肯公国于众，即君为同族，安得不起而革之，何况或属异族者哉?宜其谬自谓为亡国而必思革命也，宜乎法人谓革命为专制之产儿也。虽然，误矣。窃谓中国人民虽多，新识虽入，然实不识新世国与君之迥别，不识君与国之不相关，不识如何而为亡国。然此绝大之义而不识，乃妄行之，则真足以亡国。今不得不明辨之。

夫中国之旧号称亡国者，有内亡，有外亡。自内亡国者，其道有五。有以权臣篡位者，若曹魏篡汉、司马篡魏是也；有以女谒易朝者，若武周篡唐是也；有以侯邦革命者，若汤武之代夏殷、李唐之代隋是也；有以草泽革命者，若刘、项之亡秦是也；有以内国相并者，如春秋、战国诸侯之相吞灭，而三国、五代之战伐混一是也。然凡此五例，中国旧说之所谓亡国者，实则易姓移朝，一人一家之私事，今欧人新说不过视为内乱，不以为亡国也。

外国相灭，诚为亡国矣；然此亦如德国封建时之相吞灭，于德国之文明相续无碍也。即谓十六国之乱华，金、元之入统，实为外人入主中国，大乱民俗矣，真亡国矣；然一国之存立，在其历史、风俗、教化，不系于一君之姓系也。今以英之强，而唐时大尼萨逊入主之，宋末时威廉第一以诺曼种入主之，康熙十六年荷兰侯威廉第三入主之，乾隆时佐治第一以汉那曼王子入主之，今英王则为萨逊王子之种；然而英人之风俗、教化、政俗，则固英人千年相传之文明也，不以易朝移姓、外人入主而认为亡国也。我中国虽屡更革命，而五千年文明之中国，礼乐、文章、教化、风俗如故也。自外入者，入焉而化之。满洲云者，古为肃慎，亦出于黄帝后，其于明世，封号龙虎将军。然则其入主中夏也，犹舜为东夷之人而代唐、文王为西夷之人而代商云尔。教化皆守周、孔，政俗皆用汉、明，其一家帝制，不过如刘、李、赵、朱云尔。五千年文明之中国，礼乐、文章、政俗、教化一切保存，亦如英国也，则亦不过易姓移朝耳。易姓移朝者，可谓之亡君统，不得以为亡国也。故在中国，往者数千年，听任篡灭革命皆可也，以未尝亡国也。

夫如何而谓之亡国乎?其道又有四。

第一则尽灭其文字，绝其先民之感，以聋盲于新国之中。如西班牙之于墨西哥是也。班将葛爹之灭墨，取墨人之书史图画而尽焚之。今墨全国人，不复知有祖功宗德，不复知有先哲先民、圣贤豪杰咏歌记载，今其所记诵咏歌尊法，皆班人也。此为亡国之第一等事也。

第二则禁其旧文旧教，奴隶其人，苛酷其民，圈禁出入，不得仕宦，不预政权，如法之于安南。此为亡国之第二等。

第三则奴贱苛征其民，讥禁其出入，其人民不得为头等医生、律师与夫大商、大工、仕宦，文官不能至县令，武官不得至千总，议院不得参政权。如英之待印度、缅甸，荷之待爪哇，而台湾人亦无仕宦政权。此为亡国第三等。

第四则或禁其语文，或禁其买地，或禁其仕宦为政，如俄、德之待芬兰、波兰。此为亡国之第四等。

若中国今日而亡国于外人乎，则必为芬兰、波兰、印度、安南、缅甸、爪哇、台湾，必不得为北魏、金、元与本朝之旧，可决之也，以今外人皆有文明化我故也。

夫以英与比利时、罗马尼亚、希腊、布加利牙、那威也，以外人为王，而国民国会实主内阁，以执其政，天下咸以为文明强盛之国，无以为亡国者。英人、比利时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布加利牙人、那威人，自执其政，未尝以外人为王而自认为亡国者。若中国四万万人，能有国会内阁以自执其政，但奉一虚衔帝位，给以岁俸，既无责任，不能为恶，无论何种人为之，要与国之存亡得失不相关也。

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论

孔子为中国之教主，陈三世之治法，广大举备矣。于《诗》首文王，明拨乱之君主也；于《书》首尧、舜，明立宪之君主也；《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由拨乱至于立宪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共和也。故发小康之道用君主，而大同之道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尚共和也。孟子述孔子大义曰：得乎丘民为天子。共和之民选总统也。共和之义，诚公矣美矣，然孔子广陈诸法，既甚尊之，而诸经必重宪法君主之尧、舜，而不多称无首之共和，何哉?

夫裘葛炉扇，宜时出之，苟不合乎时，则反足致乱也。故虽以子哙之高义上贤，先力行其义，而孟子不许，以非时也。欧土自希腊、雅典创立共和，以其小国寡民，故能安之。罗马继之，已多争乱，盖大国有不适于共和者矣。其后意大利之威尼士、佛罗练士、郅那话，瑞士之二十二村，德之汉堡、佛兰拂、佉论、吕觐、伯雷问，皆以共和立国而安，皆以小国之故。

至于美国光而大之，其故有四。开国诸贤皆清教之徒，无争权位之志，只有救民之心，一也；因于属地十三州已有议院自立，本无君主，二也；本为英人，移植英已成之宪法于美，政党仅二，故美获安，三也；美初立时，人民仅三百万，仍是小国，四也。法人妄师之，即已大乱八十三年而后定，其不亡者，以承路易十四之雄，为欧土第一强国故。然至今宪法未善，故法终弱而不能强，亦惟共和政体不能运动之。自美、法以外，而妄立共和政体者，未有不大乱无已者也。

今共和政体之盛，莫若美洲，盖皆师法合众国政体之故。然除美国外，二十共和国，自智利外，无一不大乱者，在中南美间，无岁不见告也。以吾近数年游于美洲，见闻所及，巴挐马也，掘地马来也，位亚基也，秘鲁也，每易一总统，则争乱弥年，杀人如麻，死国民过半。吾见自个郎及秘鲁归者，述其争杀之状，惨不可闻；而掘地马来华侨来书，述争总统之乱状，请政府救护者，不数年也。巴挐马、玻利非争总统之乱，亦不过今去年间耳。

若夫墨国，自革班命而自立者三百年矣，无岁不乱。至爹士为总统，专制三十年，国乃始安，民乃渐富，地利渐辟，商工渐盛，文明渐启。乃今年马厘拉起争总统，大乱至今，累吾华侨死者千数，今之更起与马厘拉而争者，未有已也。吾畴昔犹未知共和政体之害也，大募华侨入墨，且自开百万之银行，今已一扫无余，而吾侄同惠惨死于是，则悔之晚矣。盖民主之国难托命如是，诚不能引美为例也。

即近者葡立民主矣，而至今乱靡有定，王党尚日与兵争，民党又裂为五六而内争，安在其能定也。且葡之今变，实由教争，新教党愤旧教之压制而起废之，王依旧教，则不能不废逐，主旨在废教，乃数千年大革命，非主在废王之小革命，故不足道也。

夫立宪君主与立宪民主之制，其民权同，其国会内阁同，其总理大臣事权与总统同，名位虽殊，皆代君主者也。除其有乾脩之君衔外，亦几几于古之有天下者也。自德国外，君主殆不在有无之数矣。则总统与总理大臣之更易，亦与君主之移朝易姓无异也。然争总理大臣者，不过两党人，以笔墨口舌争之，岁月改易之，行所无事，国人几忘，则与专制世之易相无异也。而争总统者，两党列军相当，驱国人之属于党者相杀，每争总统一次，则死国民无算。夫立总统，不过为国民之代理而已，乃为一代理而死国民无算，其害大矣，则反不如有君主而不乱之为良法也。盖非有爱于君主而必欲立之也，所以爱国民也。

若中国而行共和政体乎，则两党争总统之时，每次各率一万万男子而相战，不知经何年而后定也，不知死几千万人也。墨国之争总统，乱三百年，至爹士专制仅安二十余年，而今复大乱。中国处列强窥伺之际，其能待三百日乎?

且中国而有两党争总统之时，则总统政体已确立，虽频死民过半犹可也。当新立民主之际，内争已不可思议，观法国大革命百九十日之争而可推见也。马拉、罗伯卑尔、段敦之流，互相屠而已，罗伯卑尔本为贤判官，乃忽易性为屠伯。董卓之后，李搉、郭氾、樊稠、张济，递相杀而已。夫杀戮之惨且不计，内争既极，商务牵涉，则外人乘之瓜分而已矣。

或者谓天下已定，当效美国之投筹公举总统，以昭大公。此尤可笑也。投筹公举者，美国长治久安之法耳。墨国之七年举总统，岂非投筹乎?不过旧总统令地方官授意民间举之耳。然此不公，仍可安民，无如豪杰挟兵以争何?总统只一，谁肯下者?况中国各省兵力既分，雄豪各立，诈力各出，谁俯首以听探筹者?中南美各国，岂不知投筹法乎?何以每易总统必出大战乱乎?战胜者则为总统哉，此真欺乡曲小儿不解人事者之语。至于实行乎，则必革党中之魁领，人人皆尧、舜而后可，否则必无是理也。夫探筹既无是理，必出兵争而已，死人如麻，则非安民之法；乱靡有定，则非定国之方。其究也，召瓜分而亡中国，皆为谬慕共和政体之故。岂不大谬哉！故断断言之，中国今日之时，万无立民主之理也。

欧人立宪必立君主且必迎异国或异族人为君主之奇异说

今万国之新化新政，莫不出于欧洲，即美亦皆欧化也。则欧人之政俗，最宜详考之。

欧人迎立君主于外国，古矣不可胜数。立宪文明莫如英，则迎显利第二于法，迎威廉第三于荷兰，迎佐治第一于德之汉那话。其至近也，而举国臣民安之戴之，不过入主之时，要其立誓，入英国之籍与教，如娶后妃之礼而已。然英之迎立，犹可谓为旧为有君之国，义当继统，且有婚媾，彼其义应嗣立也。

尚有旧无国土而新自立者，绝无婚媾而亲交者，乃亦迎立异国之人为君，甚且不独迎自异国，而迎民族迥异者，岂不极怪哉?

如比利时千八百五十年拒荷兰，而大战廿年，乃能革命自立；乃不立民主而立君主，又不立本国人为君主，而迎立德之滑敦堡王之子为王。夫比利时为罗马种，而德为条顿种，夫比能自立，其将帅岂无杰才足为总统与君主者?然必特舍之，而迎立异种人为王，何哉?

复次，光绪二年，罗马尼亚、希腊、布加利牙之背突厥而自立。既能自立，岂无人才?乃不立民主而立君主。即立君主矣，而罗马尼亚舍其罗马种，而迎立条顿种之德人阿论卜公之子为王；布加利牙则舍其塞维种人，而亦迎立德之可逋可大侯之子为王；希腊之种更自异，乃不立希腊种人为王，而迎立诺曼种之丹麦王孙为王。岂不尤异哉?

即至近那威自立，岂无才杰?乃不立民主而立君主，亦不立那威人为王，而迎立丹麦王子为王，虽同为那曼种乎，而久已别立国土，非其国人矣。夫比利时、罗马尼亚、希腊、布加利牙，初创国土耳，特舍其本种而迎立异种之人为王，其怪滋甚。其义何哉?

盖国为公民所有，王者不过一乾脩君衔、名誉总理，不关轻重故也。其不立本国人为王也，若观于塞维可鉴也。塞维立本国人为王，故今王彼得能树大党，篡弑前王而自立。若立外国人乎，于国人中绝无党援，但寄虚位，则无争篡之祸也。若本国方有两党之争，新立之君势力未固，则争弑无已。或以地异而争立王，或以党异而争立王；苟非吾地吾党，则日思杀之，是争杀相寻于无已也。且以兵争得王，势必复于专制，以兵争总统者亦然，拿破仑、爹亚士亦然，则立宪之法将沉灭矣。夫是以诸欧惧，而不敢立本国人为王也。

夫以绝无权力、无关轻重之君，如土木偶之神焉。为本国之神乎，为外国之神乎，皆可施敬也。但迎立于议院之前，誓入国籍，尽忠于其国。则今各国制，居其地者三五年，皆有归化之例，迎立异族之王，不过多一归化人耳。

夫其不立民主，必立君主者，盖有君在，可藉以止争总统之乱源焉，令人但以笔墨口舌争宰相而已。此各国经百凡阅历而后得此良法者也。夫欧人几经考验，乃得此奇异之妙法，甚至特迎异国异族人为君；安有拼亡五千年之中国，拼死二万万之人民，而争一乾脩君衔、名誉总理之虚位乎?存之有益而无损，去之亡国而奴民。争非所争，药不对病，师出无名，相持而为外人资，以自亡其国，其不可已矣乎！

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法说

政体之极奇而绝妙、深远而难解者，莫如立宪国之立君主矣，宜人之窅窅未明也。

夫立宪君主之制，创于英国，而遍于大地，自德国外，大体略同矣。名虽为君，而英君主用一婢，须请命于总理大臣；其出会他国之君，礼际严重，谓之两君相见，而实则奉

总理大臣之命，就邻君而商大事耳。吾窃名之曰公差大君焉。然其君主既有游观之乐，复有公费之支，甚幸望得此优差也。瑞典王之赴议院欲步行，礼臣请备法驾。瑞王曰：我大世爵耳，何用此王者旧式为。比利时王有康果为私产，国会索之归于国有。前英王加冕时，欲派王孙游印度主其礼，再三求总理大臣而后得，给游费十四万，亦再三请加乃得之。各立宪国用人行政之权，皆在总理大臣，各国君主亦有用相之权者，英王且无此权，其总理大臣由国会大政党之魁组织之。日本名虽为官僚，而非有政党提携，不能成其内阁，而天皇亦拥虚器耳，不能用一私人也。立法则在国会，君主可解散而不能改驳之，虚文或许解散，而实事绝无矣。

故宪法之大纲曰：君主不负责任，而大臣代负之。曰：君主不能为恶。夫责任者，职权之谓也。惟其绝无职权，故能绝无责任，而不能为恶也。且夫在天言之谓之命，在人言之谓之责任，自其上改言之谓之革，自其下接言之谓之代。代负责任乎，禅让乎，革命乎，名不同耳，礼不同耳，实一也。皇王后辟，皆君也，初哉首基，皆始也。中国乎，诸夏乎，华夏乎，中华乎，支那乎，震旦乎，皆中国也云尔。

今英之待印度大王，未尝去其大王之号，宫庙社稷、百官舆卫如故也。至近法之待安南，亦未废王号也，宗庙社稷、文武百官如故，岁给百万之禄，国政必令王名敕谕之。荷兰之待爪哇疏罗王亦然。岂必去其帝王号而后为灭哉?日本昔待高丽，帝号、百官、社稷、宗庙、敕令如故，亦行此法。今人知高丽去帝号之为灭也，其实高自立统监以后，称帝制诏之时，与今高丽无异也，所异者礼与名犹在耳。天下古今之争帝位者，为其权利耳，如其无权，实非君主，帝之与王公皆大世爵耳。高丽、安南之统监，犹之总理大臣也。在中国旧制，只有虏擒囚杀俘献太庙耳，若视高丽、安南称皇帝，则何如也?但中国旧无此法，故人不明其微妙耳。

虽然，立宪国之待君主也，其礼与名至尊且敬也，其禄食至优且渥也。帝王之位号、仪式、銮卫，与其后妃子女之位号、礼仪，皆如专制之旧，敬礼未有少改也。夫英之君权，实在其总理大臣，至于英王临轩，则总理大臣旁侍而为捧杖，臣民一窃致敬，宴会必祝，有语言文字不敬君主者则罪之，岁禄千数百万，虽公侯小国犹然。君主与其后妃子女有庆典丧礼，则举国止业，行大礼而哀荣之，人家遍立其像而记念之，国会糜百千亿之巨万而助大典焉。乃至德埃士拿公国之婚，国会亦费五百万，虽专制之君主何加焉?

夫立宪君主，为一极无权之人，极无事之人，极无所用之人，昔人所称土木偶者，几无以异。不独其贤否无关于国民也，并与政事不相关焉，实则与国民不相关焉。盖立宪国与共和国无少异，则立此君主何为哉?然且欧、亚各立宪国，岁不惮糜千数百万之禄俸，民甘于施非常之敬礼，如是其愚，何哉?

且夫旧有君主之国，恐大行革命，以酿乱源而致危国，则存君主而糜巨禄犹可也。乃多有新国，如布加利牙、希腊、那威、比利时、罗马尼亚，旧本无君，既立国后，则改立民主可也，国可勿糜巨费，民可不施大敬，至顺矣；乃亦必迎立外国异族人为一君，不与以尺寸之权，而甘费数百万之俸，备极尊敬之礼，以待此木偶者。此尤奇愚至极而不可解者矣。使欧人而奇愚无验则可也，欧人而稍有知也，立此君主何为也，是不可不深长思也。

及考乎中南美共和各国岁争总统之乱，乃知欧人之为立宪国，必不共和，必立君主。甚至于无君，犹且熏丹穴而求之，迎异族外国人而尊之为君，如女之赘婿然。盖非深远奇妙也，为防乱之切也，故虑害之远也，立法之周也，故垂制之奇也。是法也，盖非圣哲心思所能得之，乃经万验之方而后得之也。此岂浅人不学所及识哉?宜中国人之未梦见也。初读医书者，得一本草古方，欣然大喜，乃敢妄施药于大病，只有自戕其生而已。若拾欧美残弃之方、极烈之药而妄服之，不死也几希。弈棋小道也，不深观数着而妄行，未有不败者也。况中国未有之事变，人人未有之学问，而敢妄行之乎?

且夫立宪之君主至无所用也，然欧土立宪国，乃皆至愚谬而必立君主者，盖立一无权无用之君主，人不争之，于是国人只以心力财力运动政党，只以笔墨口舌争总理大臣，而一国可长治久安矣，无复岁易总统以生争乱之患。则君主者，无用之用至大矣。故欧土各国宁备极敬礼，岁糜巨俸，鞠躬以事之，甚至迎于外国异族而立之，盖有大用者在也。

尝譬论之，立宪之君主者如神乎，故宪法曰君主神圣不可犯，尊之为神至矣。夫神者，在若有若无之间，而不可无者也。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故先圣以神道设教，美饰其庙宇，厚费其牲醴香火，率百官万民拳跪以事之，而不肯少惜其费、稍吝其恭焉。佛、耶、回诸教主，皆托于上帝以临民，而民德以修，岂无故哉?盖明则有政治，幽则有鬼神；鬼神者，以无用为大用者也。一知半解者，妄欲废神道，去迷信，则奸人益横肆而无所忌惮，复何所不至哉。夫神者既以无用为大用，而天下未能废神，且必立而尊之。他日大同文明既极，或不尊天而废神，今则未能也，然则不能废君主犹是也。孔子之作《春秋》，推王于天，盖天者在有无之间，以无为为治者也。明于是义，可以通欧人立宪君主之制矣。

中国乎，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以起争乱，甚非策也。抑吾更有说焉。若必力持民族乎，或天命无常，旧朝忽覆，则民主之义徒启内争，吾终以为不可行于中国也。与其他日寻干戈以争总统，无如仍迎一土木偶为神而敬奉之，以无用为大用，或可以弭乱焉。

且夫为神之资格至尊严矣，虽其才质出乎土木不拘也，必其地望向为四万万所共敬者，必其名位向来超绝乎四万万人之上者。欧人迎立，必在邻君之子，为此故也。吾国力持民族义，万无迎立外族为君之理，然则此神乎，惟匪立中国人自为之。

以中国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

夫衍圣公乎，真所谓先王之后、存三恪者也。以为圣者之后，故其恪久存而永不绝，其公爵世家，历二千四百余年。合大地万国而论之，一姓传家，只有日本天皇年历与之同，其无事权而尊荣亦略同，又皆出于我东亚国也。若罗马教皇乎，亦可谓东西两大教宗，略相类者也。然教皇事权太大，又公举而非出一家，仍不若日本天皇之与我全同也。然且衍圣公为先圣之后，人心共戴，其为中国万世之系，比日本天皇尤为坚固矣。且立宪君主，实非君主而大世爵耳，不过于公之上加二级为皇帝耳。孔子尝有尊号曰文宣王、文宣帝，衍圣公不过加二级，袭此文宣帝之爵号耳，仍是大世爵也。

夫立宪君主，既专为弹压不争乱而立，非与之事权待其治世也，诚合乎奉土木偶为神之义，则莫若公立孔氏之衍圣公矣。孔氏为汉族之国粹荣华，尤汉族所宜尊奉矣，舍孔氏亦无他人矣。主民族革命者，应亦同心而无词矣。

今各省公尊孔氏衍圣公为帝，或曰文宣帝，或曰衍圣帝，迎主北京，或迁都山东、南京、苏州。移资政院从之，即改为国会，先召集各省谘议局议员与资政议员，并为国会议员，公议大政，公举百揆即总理大臣，公订外约。则秩序不紊，争乱可泯，中国犹可保存也。

夫百揆者，体制无异美之总统，故不名大臣，事权无异英之总理大臣，盖随政党进退为移转，而不立年限。若此者，出英、美之外，而别为新制，尽有其良法美意而无其害，令人皆以政党口舌笔墨争百揆，而不倾国以争选总统，中国之乱庶可弭乎，中国之势庶可保乎。

虚君之共和国说

顷者中朝允开国会，并许资政院定宪法矣。夫宪法既为资政院众议员所定，出于诸将兵力所迫，则旧政府不能不从者矣。若是乎，众大臣为总理大臣所用，而总理大臣由国会所举，甚至上议院员皆不能选，是君主虽欲用一微员而不可得也，不已等于平民乎?军队虽统于君主，而须听国会之命，不已等于将官乎?若夫国会提议案，国会改正法，君主皆不能参预，不能否决，惟有受命画诺而已，不类于一留声机乎?凡此政权，一切皆夺，不独万国立宪君主之所无，即共和总统之权过之远甚，虽有君主，不过虚位虚名而已，实则共和矣，可名曰虚君共和国。

虚君者无可为比，只能比于冷庙之土偶而已；名之曰皇帝，不过尊土木偶为神而已。为神而不为人，故与人世无预，故不负责任不为恶也。今虚立帝号乎，则主祭守府，拱手画诺而已，所谓无为之治也。贵乎，今赫赫之内阁犹且尽撤之，此后则为长安布衣而已，虽或奉朝请通聘问，必不预政事矣。其宗室乎，夷于齐民。其满籍乎，皆改汉姓，附于所在之州县，虽欲攻之而无可攻矣。若满人欲为大僚乎，则汉人四万万之才者，尚不能遍举，安能及满人乎?间或抚用一二之才，然能预闻政事者寡矣。依此观之，满洲乎，仅存一神，以存虚尊；宫廷乎，如存一庙，以保香火；其亲贵故僚乎，则其祝宗扫除之隶也；满人乎，改姓改服，则为中国多一归化之民，又何损焉。保生之不暇，事权政治一切无预，而其效用可以弭乱，而令外人不干涉，后则不至岁易总统以相争杀、死人过半。然则何不行之?抑将倾四万万人之财命，亡万里之境土，弃五千年之文明，而争一冷庙之土偶香火乎?即得胜之，亦太不值矣。汉已兴矣，亦又何求，无亦可以已乎?

民族难定汉族中亦多异族而满族亦祖黄帝考

今言革命者，若谓政府不善，宜力革之，宜也；若持民族之说，谓满族不同汉族，必宜排之，则今未知真汉族者为谁，而满族亦未始非出中国族也。今疏证之。

近人多谓中国汉族全为黄帝子孙，有欲以黄帝纪年者。其实大地万国，无有能纯为一族者也。夫黄帝出自崑芲，实由中亚洲迁徙而来。《史记·黄帝本纪》称“以师兵为营卫”，则实由游牧而入中国之北方。其时中国地属有苗，《书》所谓蚩尤为始作乱，爰及于苗民。

此言黄帝时也。至尧、舜时，大江以南，尚为苗人所据。欧人以中国人种同于蒙古人种，而马来人别自为种族。盖马来人种出自苗人，其音本同；而黄帝徙自中亚，实即蒙古之种。况史称匈奴之先淳维出自有殷之后乎?惟孔子作《春秋》以礼乐文章为重，所谓中国、夷狄之别，专以别文野而已。合于中国之礼者，则进而谓之中国；不合于中国之礼者，则谓之夷狄。故晋伐鲜虞则夷之，楚庄救郑则中国之。《春秋》以吴为夷狄，则吴为泰伯之后，实周之宗室，安有以为夷狄者哉?可知《春秋》中国、夷狄之辨，不纯在种族矣。即论种族，若必谓今中国人皆黄帝后，则《左传》曰夫许太岳之乱也，方即许已为伏羲后，而非黄帝后矣。若谓皆为五帝三王之后，遥遥华胄，卜姓受氏，皆神明之裔也，则实不然。

【注】：以上为原文部分内容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死于青岛。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也是书法家，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曾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