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

更新时间:2023-02-16 13:24

文化保守主义(Cultural conservatism)是指保护一国文化或不受国家疆界划定的共享文化之遗产。其他种类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指某一特定语言的文化(如阿拉伯语)。

爱尔兰

1980年代至1990年代以前,爱尔兰的文化保守主义支持爱尔兰语、盖尔文化和天主教会,是政坛上的一股势力,特别与爱尔兰共和党有关。

美国

在美国,“文化保守主义”逐渐被用来取代“基督教右派”或“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文化保守主义”可能隐含在文化战争中采取保守立场。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其中一个例子是艾伦·布伦(Allan Bloom),在《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主张反对文化相对论

中国

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某些外来的文化 ,创造中国新的文化。这一主张,大体上延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促使欧洲思想界掀起批判和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潮。这一思潮传人中国,与原有的文化保守主义结合,形成东方文化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首先提出“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结合产生未来的新文化”的问题。梁启超访问欧洲归来,宣传“西方文化已经破产”,呼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梁漱溟于1921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欧洲文化“意欲向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强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国文化“意欲调和精神”,遇到问题不是改造局面,而是“自我意欲的调和”,“随遇而安”;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遇到问题既不是改造局面,也不是变更主观想法,而是取消“意欲”,以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宇宙人生。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30年代又出现“本位文化派”,由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其宗旨,正如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所称:“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 。抗日战争时期兴起新儒学,主要有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著名哲学家担纲。如冯友兰提出:“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的”,贺麟主张:“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等等。

长期以来,对文化保守主义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他是站在地主的立场而去软化农民和无产者的”;他是站在封建的立场而去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近些年,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有所深入,并取得可喜成果。如青年学者何晓明所著《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书,对文化保守主义从理论角度肯定了它的价值。该书认为:“保守主义对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分析,富有建设性的认识价值”,“发轫于欧洲的原生型现代化,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在这种历史——现实的背景下,西方思想家对现代化本质的理解,往往侧重于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科学技术)方面的革新,而疏于有关人与人关系(心性伦理)方面的进化。这种偏颇认识的现实报应,便是欧美地区科技突飞猛进的同时,社会又为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以至酿成全球性的战争悲剧。近代中国保守主义,则在承认科技进步是现代化基本内容的前提下,着重强调现代化本质的另一面:心性人伦绝非科技进步的牺牲品,它也应该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并以自己的功用来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和谐。换言之,科学技术和心性人伦的共同进化,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全部本质” 。文化保守主义学者张君励,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指出:“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此话虽嫌矫枉过正,但强调“现代化意识”的重要性,是十分深刻的。

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仅仅纸上谈兵,而是在中国农村搞了长达十几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此举,被称为“儒学现代化运动的实践”。我们把梁氏的理论与“乡村建设运动”联系起来,或许更能了解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

梁漱溟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运动”呢?他在1934年12月写的《乡村建设旨趣》中说:“近代西洋文明来了,逼着中国往资本主义工商路上走。……八十年来,除了乡村破坏外,没有都市的兴起,……不见新工商业之发达”,因此,他主张中国应当走一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我们只有向着创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国” 。由此可见,梁漱溟所说的:“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所谓“文化问题”不是仅指窄义的文化,而是含盖了广义的“意识观念”。梁漱溟的“救国之路”,虽然回避了20—30年代的中国当务之急——社会革命问题(他不赞成和反对武装革命),但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乏真知灼见:其一,中国应该走与西方不同的,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之路;其二,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考虑农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三,以农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与农业密切结合;其四,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二者不可脱节;其五,“现代化意识”在实现现代化中占有重要位置。

不必讳言,梁漱溟政治上是个改良主义者,不赞成搞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他曾说:“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农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 。我们以他在政治层面上的表态,代替“乡村建设运动”的总体指导思想,进而全部否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思想,则有失片面。在这个问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抗日战争初期的表态,还是公允的。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向毛泽东宣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毛泽东于百忙中详细阅读了梁漱溟的书,并且说:“你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 。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乡村改良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梁漱溟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1930年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电召梁漱溟商议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6月,在邹平县正式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任研究部主任,后任院长。1933年8月,山东省政府划出菏泽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一时吸引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掩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在这里艰苦地工作着” 。梁漱溟本人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到处宣传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1930年暑期,他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演讲,中心讲“中国问题之解决”。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之伟大力量 。

乡村建设运动搞“乡村自治”,“政”(政权)、“教”(教育)、“富”(经济)、“卫”(保卫)合一,以村学乡学代替基层政权,“乡学村学,一方面是乡村自治机关,一方面是乡村教育机关”。到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1937年,山东省的107个县中就有70多个被指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区,这一运动直到日本入侵才告终。

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之所以能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绝不是偶然的。在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形而上学的对待传统,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的重要意义,并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发;在自由主义者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津津乐道于改造自然的伟大成绩,当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斗争绝对化,热心宣传“斗争哲学”时,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天人合一”,提醒人们注意“和谐”在发展中的意义;当自由主义者鼓吹“科学万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适当地宣传“理想高于一切”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者重视“人”的历史位置,他们回归儒学,并不是停留在“尊孔读经”层面上,而是主张以“孔子的人生”为样板解决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理性”的作用时,文化保守主义者丰富了人们对“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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