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说就是这一阶段的历史积累所结出的硕果。在《戈公振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开设报学系，戈公振任教《中国报学史》……根据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料，戈公振开始撰写《中国报学史》，将我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戈公振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为了证实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写信虚心向别人求教。为了觅得第一手报刊资料，除了在《时报》刊登‘访求旧报’广告外，还不辞辛苦地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消磨了大量的时光。10余年来，他一直不停地广泛搜集史料，致使摆设在他那书房兼卧室的4张高大的书架上，全部堆满有关新闻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与剪报。他那如痴如醉的治学精神，使同事和朋友们都大为惊叹。”〔1〕

完成于1926年底的《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11月出版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2〕《中国报学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大致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这在我国新闻史学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现出全面铺开之势，通史、地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等方面的专著纷纷问世。据统计，解放前，我国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绝大多数是1927年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开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3〕

解放前的徘徊时期

1927年至1949年前，我国的新闻史研究是有进展的，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突破。在这50多部作品中，“率尔操觚，展转抄袭，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调查研究，干脆闭门造车，连基本的史学求真的精神都没有。如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讲述武汉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作者记述了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没有对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证考察和总体把握，语言模糊，结构松散，全无史书应有的严谨态度。这些专著在解放后连再版的价值都不存在了。方汉奇先生曾评价道：“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学专著。”〔4〕由此可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著，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编写的《中华新闻史》，林语堂用英语写的《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等书，都是根据《中国报学史》提供的材料写成的〔5〕”。

解放后的徘徊时期

解放后直到1978年，新闻史的研究继续在海峡两岸同时进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陆研究的重点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的历史。这部分历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响比较深，对古近代报刊史和现代同期其他类型的新闻事业的研究不足。还谈不上对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台湾在此期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有30多种，但同样缺乏深度与力度。台湾在新闻学的教学中长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台湾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在1966年曾无奈地说过：“尽管戈著缺点很多，不合时宜，但他以后，国内始终没有出现过第二本系统性新闻史著作。”该年出版的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台湾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阅此书不难发现，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旧说，没有进行应有的补正，在现当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体例上，它分主题进行阐述，“无异专史”，违背了通史按时间顺序进行全面阐述的基本做法。由于台湾偏居一隅“现存大陆出版的报刊不多”这一先天不足，加上对大陆明显的敌对情绪，无形中限制了台湾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总的来讲，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规范、扎实，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体、客观的考察。中国新闻史研究处于徘徊状态。

陷于徘徊的原因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而不确切，后被考订出有200多处错误；阐述系统而不深入，“叙述不免偏颇，如上海报业介绍较详，其他地区则显简略”；并且，“戈著体系欠完整，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氏强分中国新闻事业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立章，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6〕不难看出《中国报学史》本身尚属不成熟之著，有待发展与完善。

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

经过30多年的积累，1978年夏，方汉奇开始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写作。1981年《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了。在这部50余万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国早期的报纸”为题，对我国自唐代以来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必要而简略的阐述，随后将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状况进行整体描述。此书一出“在海峡两岸新闻学界曾经引起一定影响，也受到了国外新闻学界的注意”，〔7〕被公认为是，自戈著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8〕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所覆盖的内容跨度来看，它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基本一致。但比较两著，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拥有上，戈著之所以能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材料的丰富性，在当时的新闻史专著中确属少见。1928年5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刊载署名‘素痴’的《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文章‘……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之罕见者……’”。〔9〕不过，作为开山之著，它又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考证。相应地，因事实错误而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立。方著则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来的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错误，可以说，该书是在全面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写就的，不仅对戈公振书中的200多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还纠正了50年来新闻史研究中的各种错谬之处。此外，书中大量补充了新的史料。考订之精良，单从注释中就能看出：作者在叙述1902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我国新闻摄影发展的情况时，说：“清朝政府原来对新闻摄影活动多方限制。”在这句话的注释中，方先生举了直隶总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绪灵车时，因沿途摄影而被弹劾“大不敬”、被革职一事作解释，说明当时布衣在摄影方面更是动辄得咎的情形。其次，从戈公振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总是粗线条的，材料准备不足，总体把握不够。而方著则对这两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方汉奇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细腻而全面。不仅有对重大事件与人物来龙去脉的详细阐述，还有对新闻业务点点滴滴的发展状况的描述，既使人看到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总趋势，同时又使人对各个阶段发展的特点与重要的细节有深入的把握。基于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了解，方著中按我国新闻事业在各个时期发展的总体内容以及特点的不同进行了规范而又科学的分析，使人们对此阶段新闻事业发展的了解清晰明了。从而在体例上确立了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时间为经，按新闻事业自身发展中所显示的主题不同，分别划列出各个时期，按严格的历史分期依次进行陈述。这是在戈著和此前的其他新闻史专著中所不曾确立的。第三，方著充分尊重事实，不轻易褒贬人、事。真正做到了论必有据，“论从史出”，无一字空谈。方著中对新闻史的分析与论证一般都是拿事实来说话的，持论公允、客观，有说服力，能使人了解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基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信史。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材料的充分占有、体例的完备这些学术规范上来看，还是从指导思想的明晰与科学、持论的公允与客观这些新闻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来看，方著都是一部新闻史研究的成熟之著。他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一部完整、系统的近代报刊史，他还树立起了新闻史治史的科学精神；充分地占有真实的材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探讨新闻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从此，中国新闻史研究走上了《中国近代报刊史》开拓的科学道路，开始结出累累的硕果。以《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为代表的断代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代表的通史研究、以《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新华日报史》为代表的专题史、以《邓拓传》为代表的人物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为代表的编年史等等新闻史著述在以后的十余年间相继问世，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个空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新闻史研究真正走向了全面、深入开展的新里程。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闻史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出1978年前所出新闻史专著的总和，而且在质上与此前的新闻史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以下突出特征：治史严谨，注重考证；论述系统、周密；反映历史客观、忠实。总体上展现出成熟、科学治史的新风貌。

戈公振以其考证较为翔实、论述较为系统的《中国报学史》开辟了我国新闻史整体性研究道路。此后，在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摸索之后，终于有了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方著以其考证之精良、体例之完备、总结之全面、持证之客观，树立起了新闻史研究应当遵循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是我国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科学的标志。戈公振与方汉奇分别开启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是我国新闻史研究历程上的两个里程碑。

从中国开始启动系统化新闻史研究到新闻史研究的成熟发展，期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比较两个里程碑之间的变革，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新闻史研究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其开展的程度与总体水平，无形中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

其一：新闻事业本身的充分发展是新闻史研究得以开展和深入的前提。

1920年之前，我国没有出现系统的新闻史研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育不足。当时我国近代新闻事业虽然有了百年的历史，但新闻传播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全面冲击则是始于戊戌变法期间。到辛亥革命时期，我国报纸与刊物的分离明显，新闻事业的业务特征与各种社会功能充分显示出来。新闻事业开始走向了成熟。从而才萌发了为新闻事业系统做史的必要与意识，开始了系统新闻史的酝酿。而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空前繁荣，为新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课题内容，从而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拓展和步伐加快。

其二：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是新闻史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外部条件。

在戈公振之后到建国之前的历史中，中国新闻事业本身是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电子媒体的产生与发展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新鲜的课题。但这期间之所以没有产生突破性专著，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动乱频仍。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事接连不断。在战火中收集资料是极其困难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离开了必要的史料，新闻史研究是无法进行的。新闻史研究既受制于这些外部条件，更受一些内在因素的影响。首先，“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10〕开展新闻史研究以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前提。离开了必要的史料积累，不可能有突破之著。台湾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对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始终不够深入，主要是无法充分地占有这方面的材料所致。其次，研究新闻史的指导思想也决定了新闻史研究的深度与力度。1949年到1978年大陆与台湾新闻史研究中受限制较大即是指导思想的约束。大陆长期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致使新闻史研究不能全面开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味强调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抹杀了新闻事业的其他特性，限制了研究者对新闻事业本身规律的探索。台湾则受地域限制及对大陆敌对态度的影响，折射到新闻史研究上就是不能客观实际地对待历史。台湾新闻史专著中对大陆称“匪”，一味地污蔑，不能解释历史与现实。总之，没有了科学治史的态度，也不可能有科学的成果。而方著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思想的解放。这一点在方著中有明显的体现。《中国近代报刊史》的风格前后稍异，后半部展开得充分而精彩。方先生在该著《后序》中提到“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当时乍暖还寒，‘左’的思想和‘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还没有完全解除，思想解放的程度，前后不一……前紧后松，很多地方没有充分展开。”可见，指导思想对新闻史研究的影响。

自《中国近代报刊史》之后，我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环境宽松，社会稳定，正是“盛世修史”的好时机。在充满希望的21世纪，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肯定会创造前所未有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