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1879年），奉派襄理苏、松、太道三属岁考试事。后又调办理出口捐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朱启钤的母亲傅氏病逝，丁忧，奉母枢归葬长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瞿鸿禨已调北京，朱氏亦入京，待服除后谋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及监督。

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徐世昌介绍，去天津，督修天津劝业场，后办理平民习艺所。始为袁世凯下属。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延设巡警部，徐世昌任尚书，原工巡局总监内阁学士毓朗任左侍郎，主办北洋警察的直隶候补道赵秉钧任右侍郎。启钤调巡警部，派任北京内城巡警厅厅萃，后转调外城厅塞。曹聚仁曾回忆说：“辛丑回盔后，桂老便任外城巡警总厅厅塞（等于后来的警察厅长，内城巡警总厅厅塞为汪嘉丞）许静老便是桂老那儿的行政处金事。我们如今看来，警察算得什么？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轻有胆识敢作敢为的敢去推行。那时，他们在外城大栅栏推行过单行道制，而敢违犯这规矩的乃是肃王善誉的福晋，他们有勇气判罚那福晋银元十元，真是冒犯权威，居然使肃王听了折服，这才施行得很顺利。”启钤任厅塞期间，又设立公安消防布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瞿鸿禨被袁世凯设计参劾罢官，朱启钤受牵连，随之开缺。未久，曾应端方之约，去南京谋职，尚未确授。适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朱启钤随之出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徐世昌始拟派启钤任吉林省副使，旋即成立蒙疆事务局，派启钤任督办。朱氏周历蒙古哲里木十旗，考察山川险要、民情风俗以及蒙古统治阶层就朽危败之状，著为《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呈之当道。解职后，又赴日、俄考察农垦事宜。

宣统二年（1910年），任津浦铁路北段工程总办，督建济南黄河大桥、济南火车站等工程。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朱启钤先后任北洋政府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总长。

民国二年（1913年），任交通总长。出席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7月17、18日，暂代国务总理仅两天。8月熊希龄组阁，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

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兼代交通总长。五月，任徐世昌内阁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提出《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获准。同年（一说1915年），发起开辟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7月，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令，把文官分为九等，启钤列第二等“中卿”。

民国四年（1915年）任内务总长，兼京师市政督办。主持前门改造工程，聘请欧洲建筑师罗斯凯格尔制订设计方案。民国四年（1915年）至民国五年（1916年），拆除了瓮城东西月墙和关帝庙、观音大士庙以外的所有建筑；在前门城门洞两侧新开两个门洞，新筑两条宽20米的马路，并筑人行道，修排水暗沟。这就打通了北京东西中轴线和府右街、南北长街，南池子、北池子两条南北交通线的交通。同时对前门箭楼加以改建，形成前门箭楼的面貌。

民国初年，大总统府在中南海，朱启钤把位于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的下层改为“新华门”，拆除内侧皇城墙，使大门直通西长安街，又在门内修建大影壁，这些建筑仍在发挥作用。同时拆除天安门对面的千步廊，形成民国年间的天安门广场。

9月，袁世凯设大典筹备处，朱启钤兼处长。12月19日该处始对外公开。31日，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曹聚仁《悼念朱启钤老人》说：“桂老当然不是‘圣人’，也不是‘豪杰’，他们都是会做官的人；他从任陆阁的交通总长起，历赵（秉钧）、熊（希龄）、孙（宝琦）、段（祺瑞）、徐（世昌）诸内阁，一直维持其阁员的地位，任交通或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时期，他还兼任大典筹备处长，与赵秉钧、陈宦、梁士诒列为四凶。袁帝暴死，他也成为八大祸首之一。我们且回看当时的文献，梁士诒本来是不赞成袁世凯称帝的，可是在大力压迫之后，便和周自齐、赵庆华及桂老密商，他们认为要保全交通系势力，只有依顺袁家父子的意旨......袁皇帝捧到了极峰上摔下来，死去了。交通系的势力，依旧和北洋军系的命运相终始”。

启钤兼京师市政督办期间，还整理北京街市沟渠。宣武门南一带，水道湮垢，民居昏垫，阛阓殷填，成苦不便，乃徇于众，为之辟城门，开驰道，濬陂阪池，治积潦，尘壤壅户者除之，败垣侵路者削之，经界既正，百堵皆兴。（以上指在宣武门及后来冯玉祥开的和平门外的琉璃厂、虎坊桥、龙须沟等地段，疏通沟渠，改明沟为暗沟，填平下漥，修筑道路等事。）《北京街巷图志》第232页说：进入民国，北京的街巷布局开始变化，民国二年，内务总长朱启钤撤除旧门额上满文、汉字并列的形式，改为由书法家邵炯章写只有汉字的新式门额。

同年，朱启钤应邀筹集款项，请工程人员重新设计贵州会馆，因袁世凯垮台、朱启钤去职而中止，新馆于数年后才在他主持下完成。

民国五年（1916年）6月10日，西南军务院提出通缉帝制祸首杨度等人。7月14日总统黎元洪下令通缉杨度、朱启钤等八人。

自民国六年（1917年）起，朱启钤开始经营实业，先后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

民国七年（1918年）代总统冯国璋明令撤销梁士诒、朱启钤等人帝制案的通缉处分。朱启钤号召在北戴河有产业的中国上层人士成立地方自治公益会，此为北戴河开发的起点，自任会长。8月，被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未就任。同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11月，徐世昌特派朱启钤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南方军政府特派唐绍仪为南方总代表。

民国八年（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5月，谈判破裂，南北代表各向自己的政府辞职。同年（一说1917年），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影宋本李诫著《营造法式》。

民国九年（1920年），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派朱启钤督理印行《四库全书》事宜，即行会商各主管，拟定办法，迅速从事。后未果。

民国十年（1921年），朱启钤作为徐世昌的专使，赴法国代徐受巴黎大学赠授之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同时到欧洲、日本考察。此后基本退出政坛。

民国十四年（1925年），开始筹办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典建筑文献的整理研究。校印《营造法式》、《髹饰录》。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于北京成立，朱启钤任社长。同年，张学良委任朱启钤为北平市市长，未就任。他建议梁思成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部主任。

民国二十年（1931年），“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朱启钤托其盟弟荣原（叔章）以伪满名义宣布在东北的清内府刻丝绣品为国宝，印巨册《纂组英华》，使这批宝贵文物未被劫往日本。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13日，中山公园理事会成立，任理事长。同年，日本侵华以后，江朝宗出面联合一批旧官僚组织“维持会”，江任会长兼“北平特别市”市长，要朱启钤参加，他拒不参与列名。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下，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临时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资望不够，压不住阵，欲请朱启钤这样北洋时期的首脑人物出来捧场。因而对朱施展了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但朱坚持不就伪职。由于朱一直不肯就范，于是敌伪对朱加紧迫害，先是派特务监视朱的住宅，朱仍未屈服，继之又以朱住的赵堂子胡同是警备地区，一般人不宜居住为由（因当时伪政府的头目之一王克敏住在朱的隔壁），强行用低价征购了朱在赵堂子胡同的住宅，共有八组四合院和全套家具。朱被迫移居北总布胡同。此后亦不断受到种种无理威逼，朱启钤亦以称病、预立遗嘱、分配遗产等多种办法，与日伪周旋，始终未与敌伪政权同流合污，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1949年4月，上海解放。朱启钤被推为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设法将公司所有船只尽量由香港召回，集中于上海，支援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后改为公私合营。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未与日本资本合作，故按股分定息六厘，以示鼓励。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派章文晋到上海接启钤到北京，定居东四八条住宅。

1952年，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公私合营，朱启钤继任董事长。

解放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优待，曾任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1953年5月，朱启钤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7年，周恩来到东四八条朱宅访问朱启钤。1961年，朱启钤九十寿辰，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为朱启钤主持祝寿活动。12月7日，周总理到启钤家访问并与朱氏全家合影。

1964年2月26日，朱启钤病逝，享年92岁（虚岁九十三岁）。

朱启钤是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奠基人。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手抄本，便委托商务印书馆以石印本印行，同时又在北京刊行仿宋本。之后，又组织人员对《清钦定工部工程做法》一书进行校注。1930年，朱启钤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设文献组和法式组，朱启钤兼任文献组主任，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营造学社是最早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式样、设计的学术团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

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于1930年，1937年因北平沦陷而停办。其间，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书刊。朱启钤评价：“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

作为北洋政府大员曾在熊希龄内阁担任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宫城禁苑到公共博物馆的大变革的发起人和主持者。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将紫禁城的前半部用于筹办中国第一所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朱启钤又争取到美国庚子退款20万元，在故宫咸安宫旧址新建了文物库房，这样，古物陈列所基本具备了后来的故宫博物院的雏形。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逐出故宫后，北京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故宫资产并筹备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宫内廷展示北京故宫文物。1946年，国民政府将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合而为一，统称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天坛、先农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等处名胜风景区。

开发北戴河疗养区，维护国家尊严。朱启钤于1918年开始号召在北戴河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朱任会长。公益会的成立，有效地控制了帝国主义分子企图霸占海滨的野心；限制了石领会、东山会等教会组织向西山一带的扩张。

1920年任《四库全书》印刷督理。朱启钤对中国古建筑艺术颇有研究，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对织绣、漆器艺术也颇有研究。1925年开始筹办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典建筑文献的整理研究， 1930年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任社长。这是研究祖国建筑文化遗产最早的学术团体，对这项工作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1939年，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于英资麦加利银行库中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惨遭损毁，朱启钤立刻电告梁思成、刘敦桢设法抢救出这批资料。但是胶版被水泡坏已无可挽回。朱与原学社职员乔家铎、纪玉堂等人一起将这批图纸胶版逐渐摊开整理晾干，作为原始资料留存。由于底片已毁，朱启钤又指导乔等人将过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复制了一套底片妥为保存。为了支持梁思成、刘敦桢二人在大后方的研究工作，他又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一批最重要的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刘二人各一套。梁思成能够在四川撰写中国建筑史，就因为手边还有这样一套重要的参考资料。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也主要是依靠朱启钤整理出来的这批资料。还有大批古建筑的测绘图稿，凝聚了全部学社成员多年的辛勤劳动，但因纸薄又经水泡，稍不小心即被碰破。朱更是对乔等人千叮咛万嘱咐，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逐页晾干，重新裱在座标纸上，生怕碰损。这批测绘图稿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只要看到这批图纸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动。朱启钤确可称为我国20世纪最早的一位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卓越组织者及开路先驱。我们在为北京中轴线上的明清建筑宫殿而骄傲时，在分享北京奥运会可以彰显人文奥运的文化快乐时，在努力完善文化北京的一个个主题时，不能不感谢留住北京传统建设根系的朱启钤先生。

朱启钤还是一位收藏家，病故之前即将大部分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由于对家乡贵州的眷恋之情，还要求将“捐赠北京图书馆的图书中的黔人黔宦著作转交贵州”。

朱启钤自1910年任邮传部丞参，至1912年任交通部总长。于1915年在内务总长任内又兼了一任交通总长。前后涉足铁道事业约五、六年的时间，成为老交通系的重要成员之一。朱任交通总长时期，从全局考虑计划再修筑四条主干线以贯通全国（一）宁湘线；（二）同成线自大同到成都；（三）浦信线自浦口至信阳；（四）陇海线，自东海至兰州。这个庞大的修路计划，仅陇海线东段开工，其它均未实施。

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袁世凯为了表示对朱的支持，还特制一把银镐，上锈“内务部朱总长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朱于开工典礼日即用此镐拆去旧城第一砖。后来朱一直珍藏着这把银镐，朱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朱海北将纪念稿赠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如今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朱启钤热心公益事业。1914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又名“稷园”，也就是“中山公园”。中央公园是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公园，当时建设的主要景点，诸如四宜轩、唐花坞、水榭、来今雨轩、习礼亭、格言亭、投壶亭、迎晖亭和兰亭八柱等，仍然是中山公园的主要景点。当年园中有一楹联——“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

从1917年起经营实业，先后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任董事长。经营中兴煤矿：1917年朱启钤脱离政界，从事实业。朱启钤是一个杰出的管理人才，在经营上十分重视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并大胆使用技术专家。到1936年产煤量达到173万吨，从而使中兴公司走向以煤为主，煤、焦、电、钢铁、农林、铁路运输为主船运输为辅的多种经营的综合性大企业。

北平解放前夕，朱启钤寓居上海。周恩来曾授意来北平参加国共和谈的章士钊写信给他，劝他留在大陆。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即派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接他来京。到京不久，他便以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同其他常务董事共同努力，把跑到香港的九条货轮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

朱启钤喜好收藏，尤以缂丝收藏为最，据说朱启钤堪称“中国缂丝收藏第一人”。据朱启钤后人说，民国初年，清皇室贵族日趋潦倒。朱启钤从恭亲王奕䜣的后人手中购得一批缂丝珍品，有的年代可至宋朝。有日本人闻讯后，曾出价百万想购买，朱启钤不为所动。但当时时局动荡，朱启钤惟恐国宝有失，遂以20万元转让给了张学良。1950年，朱启钤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56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还先后将大量藏书分别捐给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和贵州图书馆。

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等。极喜藏书，特留意地方文献，故储书颇多。有藏书楼曰“存素堂”。在经营营造学社期间，收藏河渠、建筑等类图书，自称：“河漕为经国大猷，工官之掌录，幕客之秘籍，方州文献，臣僚奏议，故家架藏，往往而出”。编撰有《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1册，著录有400余种，是研究中国水利史必备资料。《存素堂入藏黔籍之部目录》1册，著录黔人文献有400余种。1953年，他将多年所藏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其中黔人文献归贵州省图书馆。刻书有《黔南丛书》8种，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存素堂丝绣录》、《贵州碑传集》等。

贾逸君：“朱议论动作，安详合度，文辞亦条达。”

曹聚仁：“无论如何桂老总是写民国史前半页的主要人物之一；和去年在台北九十大庆的许世英都是清末推行新政的人物。”

牟应杭：“朱先生早在青壮年时代即以宦途显达知名于世。但他毕生致力的主要是振兴中国的实业和从事撰述与图书的收藏整理工作。”

与周恩来

朱启钤年长周恩来近三十岁，他们二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担任过政府总理，周恩来尊重朱启钤，朱启钤佩服周恩来。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到东四八条111号看望朱启钤。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知道不知道。朱启钤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你叔父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周恩来笑着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同辈了。”

谈话时，朱启钤因耳聋经常打断周恩来的谈话，家里人就向他摆手示意。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嘛！”

朱启钤担心死后被火化，托付周恩来：“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后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周恩来高声回答：“我一定帮你办到，你相信我，放心吧！”朱启钤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964年，朱启钤因病住院。当时周恩来正出访亚非各国，当中央统战部将朱启钤的病情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后，周恩来立即打回电报，请医护人员尽力医治。朱启钤临终前，还时时念叨远行国外的周恩来。

朱启钤对家里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

朱启钤著有《哲匠录》（与瞿兑之、阚铎合辑） 、《李仲明营造法式》、《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紫江朱氏家乘》、《贵州碑传集（稿本） 》等。主持编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共七卷）。1927年根据日本传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传的《髹饰录》。刊有宋李诫《营造法式》。

朱启钤故居，又名朱启钤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赵堂子胡同。朱启钤于20世纪30年代初购置，由其设计督造，完全按照《营造法式》建造。所用木工、彩画匠均为原修造故宫的工匠。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由8个院子组成。走廊将院子分为东西2部分。西部第一进有两卷垂花门1座，每进院的西房和北房均为三间：东部有两栋三卷勾连搭歇山顶的建筑。朱启钤生前住后半部；前半部为中国营造学社址。1949年改建为招待所，朱启钤转居东四八条。同年11月章士钊迁居北京，曾暂住其家中。院中主要建筑无大改变。为北京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