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25 16:11
梅龚彬（1901年8月—1975年8月1日），湖北省黄梅县人，1924年参加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梅龚彬同志就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五卅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梅龚彬同志被派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团书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梅龚彬同志遭到通缉，1929年在东京被捕。在狱中，梅龚彬同志英勇地与敌人进行了斗争，1931年回国，1933年参与了组织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曾先后任暨南大学、中山大学、香港达德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进行反蒋抗日。
梅龚彬，原名电龙，生于1901年8月，黄梅县黄梅镇梅新屋人，父亲梅宝琛，教师。梅龚彬少时，曾在私塾和县八角亭等小学就读。1917年春季考入武昌启黄中学。在启黄中学读书时，结识了恽代英。在恽代英的影响下，与宛希俨、陈学渭、龚直希等组建了“人社”，学习《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在新思想的熏陶下，研究新文化运动发展方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武汉学生奋起响应，启黄中学学生在梅龚彬、吴铁汉等带领下，也积极投身运动，举行罢课，纷纷走上街头演讲，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鼓动民众抵制日货，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使南北学生运动的高潮，很快汇集成为一支势不可挡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洪流。为了使学生运动有组织有领导的开展，武汉地区成立了“学生联合会”。梅龚彬被推为武汉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在学生运动中做了大量工作。1921年，梅龚彬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文化侵略而在中国设立的学校。在此期间，梅龚彬自觉地抵制奴化教育。同时，宛希严、吴铁汉均在南京大学读书，并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俩经常从南京来到上海，给梅龚彬介绍马列著作，并一起交换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使梅龚彬不仅成为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生部学生会的中坚，而且成为该院共产党基层组织依靠的骨干，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24年夏，“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梅龚彬被推为副会长，同年秋，经贺昌和施复亮（即施存统）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团上海地委学委委员。他如风似火地投入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受到上海青年学生和工人的爱戴。是时，恽代英又推荐他为国民会议宣传员，并派他回湖北宣传拥护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年底，他先后在武汉、黄石、大治和故乡黄梅等地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宣传。在故乡，他同李子芬、熊映楚等发起组织“少年黄梅学会”，开展平民教育宣传运动，并组织青年，大闹县教育局董事会，震动了黄梅各界。在黄梅第一届县委成立时，他被当选为县委委员。
1925年5月15日，设在上海的日本纱厂资本家停发工人工资，并用残酷手段镇压要求发给工资的第七厂工人，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工人十余人。这一流血事件，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慨。5月28日，我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游行大示威，起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新高潮，提出了一系列反帝斗争的口号，把工人对厂方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龚梅彬受党指派同何秉葬（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向同济大学学生负责人传达上述决议，要求立即动员全校学生参加“五卅”示威游行。在游行示威中，梅龚彬亲自散发传单。惨案发生后，为统一各阶层的行动，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他又以“上海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赴京代表团，做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为推进运动的发展，迫使帝国主义释放被捕群众作出了贡献。就在这次运动中，由恽代英、沈泽民介绍，梅龚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底，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当时左派占优势）的支持下，召开中国国民党上海市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左派为核心的新的市党部。梅龚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秘书长。
1926年，梅龚彬大学毕业，根据他的学业成绩，东亚同文书院可以保送他去日本继续深造。由于大革命的需要，他放弃了留学的机会，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在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从事专职党务工作，任市党部机关中的中共党团（即党组）书记。1927年2月，他奉令调往武汉总工会，主持职工教育工作，兼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4月，又调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兼党支部书记。7月至8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梅龚彬参加了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24师71团团指导员。起义部队进入广东，他兼任潮梅八县财政特派员，参加了会昌战役。在汤坑战役失败后，他秘密转移到香港住了一个星期。同年10月9日，又根据党的指派，回到上海工作。年底，党又派他皆夏曦赴杭州，建立浙江省委并任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28年7月，浙江四省秋收暴动失败后，因不适宜继续在浙江工作，被调回上海，搞文化工作，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在《新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国际问题的论文，翻译出版了《经济学入门》一书，并与高乐松、高乐柏（笔名郭真），袁文彰等合编了一本《社会科学辞典》。在此期间，他遭到蒋介石通组。1929年8月，党中共根据蒋介石通缉的情况，立即命令梅龚彬赴日本工作。又不幸在东京被捕。梅龚彬在狱中坚持真理，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直到1931年1月，刑满获释。1931年5月，陈云代表党中央汇去旅费，通知梅龚彬回国。7月、他经天津到上海，向陈云详细地汇报了工作。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需要充分掌握敌情，考虑到梅龚彬已经出国两年，并在东京监禁了一年半时间，蒋介石对他的注意力已经放松。便由陈云代表党中央，向他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决定以脱离共产党组织的非党人士的身份公开活动，由党中央分别派潘汉年，张庆孚等人作单线联系。从此，梅电龙就以梅龚彬的笔名，开始大量写文章，并以私人关系做吴开先（老同学）、吴醒亚的工作。9月，经吴开先介绍到《晨报》经济版任翻译。同时，为陈铭枢、王礼锡开办的“神州国光社”和舒新城办的《新中华杂志》写文章，在文化界扩大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扩张，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严重，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和普遍要求。在此期间，梅龚彬奉命利用与“神州国光社”和陈铭枢的关系，积极做推动他们反蒋抗日的工作。同时，还与胡秋原在“神州国光社”出版了一份《文化评论》，大力宣传抗日，取得了良好效果，有力地鼓动了学生、工人纷纷起来举行罢课、罢工，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十九路军调戌京沪期间，梅龚彬与该军总指挥蒋光鼎、副总指挥蔡廷错等往来甚密，畅谈抗日。这时，梅龚彬已成为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曾先后任中国公学、暨南大学、上海商学院教授。任教期间，团结了一些上层民主爱国人士，同我党合作，进行反蒋抗日。5月5日，蒋介石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无法抗日，调到福建。
由于在“一·二八”抗战期间，梅龚彬广泛活动，组织各界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使陈铭枢等对他更加信任。1933年5月，陈铭枢自欧洲回到香港，约他到香港共同商议，准备在福建发动反蒋运动。梅龚彬得到党的指示，放弃了在上海的教授工作，到香港会见陈铭枢、李济深等人，商谈反蒋事宜。他建议陈、李等响应中共中央联合抗日的号召，派员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商谈合作。陈，李等同意这一建议后，便派他回上海与中共接头。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权掌握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手中，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他只好按原定计划回到福州后来由十九路军自福建派人到瑞金接头，始与中共代表签订了联合抗日反蒋的协定。同年11月20日，由李济深、陈铭枢出面联合十九路军蒋光鼎、蔡廷谐等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梅龚彬任福建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兼民众运动处处长。1934年1月，十九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梅龚彬又回到香港，代表中共中央推动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错等组织“中国民族革命同盟”，继续与我党合作抗日反蒋，并通过他们策动两广反蒋。同年夏，正式成立“中国民族革命同盟”，李济深任主席，梅龚彬任宣传部部长。在此期间，代为策动广西“六·一”反蒋运动、北海抗日和响应中共的“八·一”宣言号召，做了大量反蒋抗日的宣传工作，并以民族革命同盟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民族战线》刊物，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把反蒋抗日推向高潮。为了及时掌握、宣传党的政策，他曾两次赴上海。一次是1934年夏到上海找胡鄂公请示工作，一次是1936年12月，与叶挺一道回上海找潘汉年了解“西安事变”情况和中央的方针政策。还以梅剑文的笔名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太平洋上之争霸战》的小册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梅龚彬泰令回到上海工作。他又随李济深、陈铭枢等到南京参与南京国民政府工作，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设计委员。同年12月南京沧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军委会第六部撤销，他被改任教育部特约编辑，写了一些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宣传文章。1938年8月，梅龚彬按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指示，离开武汉赴皖南云岭新四军总部，跟随叶挺、李一氓、张云逸一一起工作。同年10月，又奉命和叶挺同时离开新四军总部。叶挺赴广东，他往衡阳会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并根据叶挺的嘱咐，将其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叶剑英听取汇报后，告知南岳会议决定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以蒋介石为主任委员，李济深任副主任委员，派他赶赴桂林劝说李济深接受任命。12月。他遵示由衡阳赶到桂林会见李济深。李济深表示愿意接受任命，便于1939年1月赶到重庆，并嘱他同时前往。同年春，正式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李济深就职后，聘他任设计委员会委员，负责编辑公报式的《战地通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梅龚彬深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工作很难开展，李济深亦力不从心。其时，适逢苏北发生李明扬、韩德勤与新四军三方摩擦事件，李济深以梅龚彬为战地党政委员会赴苏北特派员，前往调解。他经请示周恩来之后，接受了前往苏北调解任务，并按周恩来的指示于1940年8月从香港到上海与潘汉年取得联系，是时，黄桥发生战争，无法过江。潘汉年不要他冒险前往苏北，留在上海等候时机。可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更无法前往1941年3月梅龚彬又从上海回到香港。这时，李济深已离开重庆战地党政委员会，改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室主任。同时，因皖南事变发生，为避免蒋特迫害，不少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都到香港。梅龚彬亦按领导指示暂住香港，和同志们一道，做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反对倒退的工作。后来，梅龚彬奉廖承志的指示，与李章达等一道策划以李济深为首，联合有关人士，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工作。于是，10月间，他皆李章达到韶关、桂林拜访李济深、蒋光鼎等，策动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到桂林后，他将事先拟好的纲领及计划提请李济深决定。李济深表示赞成，但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暂缓进行。梅龚彬便按原定计划回到韶关，请蒋光鼎介绍到坪石中山大学法学院任教授、系主任、学院主任和院长等职。在此期间，他经常往来桂林、韶关之间，继续做筹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酝酿工作。
直到1946年春，李济深由梧州到广州与陈铭枢、蔡廷错、蒋光鼎、李章达等，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国民党促进会”，梅为中央委员。促进会主要任务是领导和支持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在梅龚彬等组织和指挥下，1947年5月30日，中山大学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馍饿的游行示威。国民党反动派侦察这次游行示威是由梅龚彬策动的，便于5月31日清晨派一营宪兵到中山大学大肆搜捕。梅龚彬被捕后，当即引起全校进步学生的愤慨。他们不顾生命危险把军警围住，将梅龚彬抢救回来。梅龚彬躲藏在一位同事家中住了一个多月，后经澳门转到香港。这时，组织上决定将梅龚彬留在香港，一面在香港达德学校任教，以解决生活费问题，一面继续协助李济深做扩大国民党民主派联合工作，并推动李济深放弃中间路线的幻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响应共产党中央的“五·一”号召，8月，他为李济深起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计划召开国民党民主派会议，联合民促（民主促进会）、民联（民主联盟）及其民主党派建立民革组织。
1948年1月，梅龚彬在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陈铭枢、蔡廷错、王葆真、朱蕴山、柳亚子、朱学范等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经过多方工作后，同年冬，梅陪同民革领导李济深等几十人由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沈阳，1949年1月，梅龚彬改任民革代秘书长，2月20日与民革领导人一同赴北京，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赞扬。6月，他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解放后，梅龚彬历任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会历届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秘书长等职，和民革领导一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梅龚彬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打成“叛徒”、“反革命”，经过隔离“审查”，轮回批斗后，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长期的“劳动改造”，于1975年8月1日不幸含冤逝世。
梅龚彬同志追悼会于1980年1月18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他多年的沉冤得到了昭雪。
刘宁一同志在梅龚彬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梅龚彬同志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他热爱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梅龚彬同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长期从事爱国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关心祖国的统一，怀念台湾同胞和故旧，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梅龚彬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无私无畏，忠于党的事业。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数十年如一日。梅龚彬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下含冤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党员、老同志，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损失。现在党中央已为梅龚彬同志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梅龚彬同志多年的沉冤得到了昭雪。我们要学习梅龚彬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生的革命精神，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为尽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翻译出版《经济学入门》，与高乐松、高乐柏（笔名郭真），袁文彰等合编了一本《社会科学辞典》，出版《太平洋上之争霸战》等。此外，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