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1-12-11 00:43
澳大利亚电影于 1896年 8月在墨尔本的歌剧院首次放映了英国人R.W.保罗摄制的关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桥的纪录短片。同时，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派出的摄影师在墨尔本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反映盛大的墨尔本杯赛马活动。这部影片在墨尔本和悉尼上映达 3个月之久，是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拍摄的最早的一部影片。
1896年 8月在墨尔本的歌剧院首次放映了英国人R.W.保罗摄制的关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桥的纪录短片。同时，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派出的摄影师在墨尔本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反映盛大的墨尔本杯赛马活动。这部影片在墨尔本和悉尼上映达 3个月之久，是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拍摄的最早的一部影片。20世纪初，英国人类学家C.斯潘塞来澳拍摄了关于土著居民的风俗习尚的纪录片，开创了以研究土著居民文化生活为目的的人类学纪录片之先河，救世军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拍摄宣传宗教的短故事片，如《早期的基督教殉难者》（1899）。第一部澳大利亚人摄制的影片《凯利帮的故事》是1906年上映的，它标志着澳大利亚电影的诞生。影片是由C.泰特摄制的，内容描写侠盗凯利兄弟和警察之间的斗争故事。这显然是受到当时美国畅销影片《火车大劫案》（1903）的影响。《凯利帮的故事》放映时间为66分钟，并用演员在银幕后配音，这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长故事片。这部影片的畅销导致了这种类似美国西部片电影的泛滥。当时没有随波逐流的导演只有R.朗福特他出身演员，自当上导演以后，一贯注意影片的质量，作品具有现实主义风格。他拍摄的《邦蒂号的叛变》（1915）、《我们的选择》（1919）和《多愁善感的家伙》（1920）都得到了较高的评价。特别是后者，成功地塑造了澳大利亚人的性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英国的影片开始进入澳大利亚，与新生的澳大利亚电影展开竞争。从20年代起，廉价的英美影片逐步侵占了澳大利亚电影市场。澳大利亚的民族电影因成本高、题材贫乏等问题，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很多电影工作者被迫放弃故事片的拍摄，转向新闻纪录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60年代，以美国影片独霸澳大利亚银幕而达到极点。在这段时期内，只有少数几位导演在为繁荣本国电影而辛勤地进行创作。他们中影响较大的是G.E.乔维尔。从1925年的《蒙比的蠢虫》一片开始，到他1959年死于贫困为止，乔维尔摄制了许多真正澳大利亚题材的影片，如反映澳大利亚军队在第一、二次大战期间英勇作战的《四万骑兵》（1941）和《托勃鲁克人的老鼠》（1948）等。他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是《杰达》（1955），由于他在影片中处理种族问题不当，这部影片遭到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新闻宣传的需要，澳大利亚的新闻纪录片有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吸收和培养了很多电影工作者。这时，在悉尼大学学过人类学的I.邓洛普进入了电影界。从1957年开始，他多次进入澳大利亚西部的沙漠，拍摄了不少关于土著居民生活的纪录片，逐步成为澳大利亚人类学电影的权威人士。
从70年代开始，由于政府的重视和鼓励（如建立电影委员会，对影片进行资助，开办电影、电视学校，创办电影资料馆等），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澳大利亚电影进入了复兴时期。这首先表现在长故事片产量的稳步上升。澳大利亚1969年只发行了5部国产片，而到1971年则上升为11部。整个70年代，平均每年发行15.2部国产片，之后这个数字又有所上升。其次，电影创作人员和技术人员队伍不断扩大并日趋成熟，特别是一批中青年编导人员在70年代初陆续走上影坛，促进了国产影片的发展。这些新生力量中有：T.伯斯塔尔、P.韦尔、B.贝雷斯福德、J.杜伊甘、D.克龙比、F.谢皮西、戴维威廉森、艾戈尔?奥津斯、G.阿姆斯特朗等。这批编导的大部分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澳大利亚的，例如，由P.韦尔导演的《悬崖上的野餐》（1975）和《加利波利》（1981）；由B.贝雷斯福德导演的《获得智慧》（1977）和《驯马手》（1980）；由G.米勒导演的《从雪河来的人》（1981）等影片，都是新生的澳大利亚民族电影中的佼佼者。这些影片的内容虽然取材于历史，不直接反映现实，但却往往能引起观众对今天社会问题的联想和思考。有些影片的内容层次较多、涉及面较广，耐人寻味。这些影片一般来讲构图讲究，光和色彩的运用恰到好处；镜头流畅，善于利用大自然的景色作背景。随着国产片的发展，在澳大利亚银幕上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本国电影明星：梅尔吉布森、约翰哈格里夫斯、杰克汤浦森、布赖恩、布朗、海伦莫斯等。
8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影片在发挥上述特点的同时，还在某些方面有新的突破。这首先表现在内容已不仅限于历史，也采用了现实题材，如反映吸毒问题的故事片《冬天的梦》（1981）等。更重要的是反映土著居民的影片再度出现。它们已从早期的纪录片发展到以故事片形式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和问题，一般都有较强的感染力。如约翰?霍尼的《曼加妮妮》（1980）和艾戈尔?奥津斯的《我们的偏僻地区》（1982）。80年代，澳大利亚电影的复兴处于开始阶段，这首先是因为在澳大利亚影坛上，国产片还处于少数地位，外国影片仍占绝对优势，其中主要是美国片，一般每年进口 200部左右；另据澳大利亚发行商协会的统计，1963～1981年，在澳大利亚公演的100部最畅销的影片中，国产片只占8部。其次，上述有特色的影片在整个国产影片的产量中也只占少数。毫无特色的平庸之作、充斥着性的内容的影片，还大量存在。就是一些较好的作品中，间或也出现色情镜头。
澳大利亚年产影片约20部，有影院900余座（包括汽车电影场），年观众3500万人次，票房收入1亿美元。联邦政府设有电影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出资援助编写电影剧本和摄制影片，管理澳大利亚妇女电影基金、澳大利亚制片公司，和国家图书馆一起负责维护电影资料。联邦政府还设有电影电视学校、新南威尔斯电影公司、电影检查委员会和属于国家图书馆组成部分的电影资料馆。电影检查委员会负责对在影院公开上映的国产片和进口片检查，其重点除了政治问题外，还包括性与暴力。
澳大利亚电影界的群众组织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澳大利亚电影学会。它除了设置电影资料馆、研究中心和出版刊物以外，每年还举办澳大利亚电影奖活动，这是每年举办的六、七个电影奖中最重要的一个。澳大利亚每年约举办10余个电影节，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已举办过40余次的悉尼国际电影节和已举办过30余届的墨尔本国际电影节。
自19世纪末期人类发明了电影这门技术起，澳大利亚人就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将全部热情投入到这一全新的媒体中，澳大利亚电影业也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快，澳大利亚电影工业就成为世界上最强盛和最多产的国营电影业之一。
1905年澳大利亚出品了世界上第一部故事长片：《凯利帮的故事》。享誉全球的澳籍导演Charles Chauvel，Ken Hall 和Raymond Longford是默片时代电影领域的先锋。他们摄制了包括《多情小子》（Sentimental Bloke），《终生监禁》（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等电影经典作品。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两国的电影业通过垂直一体化系统（即电影厂拥有发行和放映连锁公司）以及大批量预定电影院等运营方式在国际电影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致使澳大利亚本土制作难以获得放映的机会。
随着录音技术的发明世界上出现了第一部“说话”电影。Cinesound公司（雇佣了Ken Hall和Charles Chauvel）在新闻影片和故事片领域很快就起了主导作用。在早期有声时代制作的大部分电影如Ken Hall的《父亲和戴维》（Dad and Dave）和《马修的儿子》（Sons of Matthew）均是涉及这个年轻的国家的殖民背景的。
此外，澳大利亚也出现了一些形式独特的与国外合作制作的电影如Ealing电影厂的《累赘》（Shiralee）和《夕阳西下》（The Sundowner）。然而，本土的电影业正在呈下坡状态。为制止滑坡现象，澳大利亚政府设立了联邦电影组织以便当地的电影制作人获得更多的制作经验。联邦电影组织主要是鼓励纪录片的制作，但这也只不过是一种经验。
1956年，当电视开始渗透每个角落时，电影业人士觉得电影业可能事实上会受这种新的媒体的威胁。结果却是，由于澳大利亚政府要求电视广告必须加入澳大利亚元素，使本土的电影制作人获得更多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使电影业受益。也就是说，所有在澳大利亚播映的广告必须由澳大利亚人在澳大利亚本土制作。
电视出现在澳大利亚后，观众依然持续涌向电影院。然而本土电影业却受到一个保守、崇尚沉闷的艺术的政府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损害。由于这个原因，1951年至1966年间，澳大利亚竟然没有制作过一部故事片。除此之外，在六十年代后期制作的电影主要都是合制片，和直接由外国人（多数是由英格兰人Michael Powell）导演的。
1960年代，在保守的Menzies政府领导下的澳大利亚电影的前景看起来很黯淡。幸运的是，他崇尚沉闷艺术的政权被Gorton政府取而代之。
Gorton政府意识到，通过艺术这条可行之路，澳大利亚这个年轻的国家可以被国内外认知并由助于显示其独特的身份。Gorton政府设立了一个实验电影基金（EFF），其目的是培养国内有创造性的人才。通过这个项目发掘的优秀电影制作人将会被邀请就入国家电影学校学习。这是澳大利亚电影业复苏的开始。
就在电影学校成立前，Gorton政府也被Gough Whitlam政府取而代之。幸运的是，Whitlam 似乎比Gorton更支持艺术的发展。Whitlam政府向电影业投下大量资金，设立了计划中的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和广播学校。而且，还设立了AFDC，一个联邦电影基金组织，以刺激本土的电影制作。
同时，澳大利亚电影制作人中充满热情的一代从国际电影节（如当时新成立的康城电影节）以及从一系列具争议性而当局又允许放映的本土和外国R级电影（一定年龄以下的少儿除有家长和监护人陪同外不得观看的电影）中获得巨大的灵感。在R级电影分级制发明和有电影节之前，澳大利亚人只能观看到美国和英国的文化产品。
1970年代涌现了新一浪的澳大利亚电影制作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合作制片，而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和广播学校也为这个国家的电影业奠下新的基础。诸如Peter Weir，George Miller，Bruce Bersford，Fred Schepisi 和Gillian Armstrong等人终于有机会可以制作在本土和海外既获得支持又受尊敬的影片。
在这个时期主要有两种类型的影片。第一种是被电影学者称为澳大利亚电影委员会派、灵感来自欧洲的艺术电影。此类电影通常基于文学作品，故事节奏缓慢，角色研究深刻。Weir的《悬崖上的野餐》（1975）和Armstrong的《我的璀璨生涯》（1979）就是这种流派的缩影。第二种类型的电影被广泛称为推销型或利用色情型。此类影片被称为具有商业倾向的作品。Miller的《疯狂的麦克斯》，以及Beresford的《疯狂派对》和Tim Burstall 的《阿尔文紫色》均属于这种影片，它们成功地使澳大利亚的电影再次受到公众的赏识和认可。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意识到澳大利亚影片的商业潜力后，在1980年代初设立了一套称为10BA税收优惠的税收刺激体制。10BA鼓励私人投资者资助本土电影，向投资者就其投资额提供百分之一百五十的退税。这套体系深受欢迎，从而也使在1980年代制作的电影比任何一个十年期在澳大利亚制作都要多。很不幸的是，商业界某些人滥用了这套体制，他们的所作的投资纯粹是为了退税。这意味着那些对电影制作一窍不通的会计、律师和其他投资者摇身一变成为电影制作人。由于这个原因，澳大利亚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上座率很差的烂片。
随着1980年代的爆发期和另一个电影基金组织FFC在1988年的成立，澳大利亚的电影业获得另一次重生。新浪潮带来了天才导演Jane Campion，P. J. Hogan， Jocelyn Moorehouse，Bax Luhrmann和Geoffrey Wright等。这些电影制作人均是电影学校的毕业生（主要毕业于AFTRS或维多利亚州的Swinburne 电影学校。）他们制作了一系列具有个人风格、详细而精确和“奇特”色彩的电影，如《舞出爱火花》（1992），《无法无天》（1992），《穆丽尔的婚礼》（1994），《钢琴别恋》 （1993）《沙漠妖姬》（1994）和《闪亮的风采》。这些电影在本土和国外都有很好的票房，使这一时期成为澳大利亚电影史上最成功的时期。
本土电影制作的繁荣使澳大利亚电影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很多杰出的电影导演和演员也从此走向国际影坛，活跃在好莱坞的大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