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当他看到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是有关“贞妇烈女”时，感到既惊讶又费解。那些记述着某村某某氏的简短介绍，昭示着贞节的崇高和沉重。县志里往往是某女十五六岁出嫁，隔一二年生子，不幸丧夫，抚养孩子成人，侍奉公婆，守节守志，直到终了，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送烫金大匾牌悬挂于门首。

这些布满了几个卷本密密麻麻的贞节女人们，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经历过漫长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这让陈忠实产生了逆反式的怨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陈忠实脑海中浮现出来的。

从1988年开始，陈忠实把妻子和长辈安置在城里，只身来到乡下的祖屋，潜心写作。四年的艰苦写作，每天陈忠实都要经受着各种人物在脑海中的较量，纠结的心情让陈忠实额头上的皱纹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一般深刻。

1992年3月25日，近50万字的《白鹿原》终于画上了句号。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陈忠实用了两年时间准备，用了四年时间写作。这部作品是陈忠实在其44岁时开始准备，至50岁时才完成。该作篇末注明：1988年4月至1989年1月草拟，1989年4月至1992年3月成稿（修订本篇末加注有：1997年11月修订于长安）。

据陈忠实说，他写这部作品，共写了两稿，第一稿拉出一个大架子，写出主要情节走向和人物设置，第二稿是细致地写，是完成稿，精心塑造人物和结构情节，语言上仔细推敲。这个说法与他篇末标明的写作时间是吻合的。

《白鹿原》初刊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杂志，该刊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分两期刊载了这部作品。199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白鹿原》单行本。

《白鹿原》问鼎茅盾文学奖时，茅盾文学奖评委会曾建议陈忠实对这部作品有些地方进行修改，陈忠实说自该作问世后，也有意对其中个别地方进行修改，于是就有了一个修改本的《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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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的寻根主题主要是精神和心灵的寻根，带着对精神中“真”的追求写出儒家文化的精髓，并通过文本中人物的个性描写，来宣传中国文化的深刻价值，表达自己“寻根”理念。作者的寻根性思考，并不仅仅停留在以道德的人格追求为核心的文化之根，而是进一步更深刻的揭示出传统文化所展现的人之生存的悲剧性。《白鹿原》在以关中人生存为大的文化背景下，展开了一系列的人物活动，粗野朴实的乡村习俗、慎独隐忍的儒家精神，则透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体现出来。

对于《白鹿原》文化寻根的主题研究者也有许多异议，因为作者在《白鹿原》中尽可能地突显了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侧写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也具有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意义。

对于这一主题，有人认为陈忠实以这部《白鹿原》不仅为自己设置了一座很难以逾越的高峰，也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设置了一道很难跨逾的梁坎。《白鹿原》在关中人生存情景的展示中，通过人物语言、行为表现了重构地域文化发展史的强烈意向。

总体来看陈忠实的《白鹿原》，特别是近年来关于它的主题研究已趋向于多种主题并存的观点。《白鹿原》保持了历史的混沌性和丰富性，使这部偏重于感性和个人主义的历史小说既成为一部家族史、风俗史以及个人命运的沉浮史，也成了一部浓缩性的民族命运史和心灵史。

悲剧色彩

《白鹿原》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性格决定的。白嘉轩是传统的农民，骨子里是封建保守的，所以他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比如他娶了七房女人，就是为了给白家传宗接代，因为他是要继承白家的祖业的。他对儿子白孝文期望很大，甚至到了最后一刻，只要白孝文能把他当祖宗一样供奉着，那他就觉得完成了任务。结果白孝文最后不愿意成为一个农民，染上了鸦片瘾，最终把自己搞得家破人亡。鹿子霖是个典型的商人。他是个狡猾、奸诈、贪婪的人。他在白鹿原上，做了一辈子生意，把别人的钱都挣到了手里，甚至到了最后一刻还在算计别人的钱。田小娥生活在那个时代，不能违背男人的意愿，她不肯忍受这种耻辱，最后成了牺牲品。黑娃骨子里的叛逆导致他的一生都是悲剧的，他桀骜不驯高傲倔强，使得他与白鹿原格格不入。

情节构建

小说的前五章写了白鹿原社会群体的常态，从娶妻生子、土地种植一直写到翻修宗祠和兴办学堂，整个白鹿原被纳入旧生活的常规。

从第六章开始，作家着手设置境遇。第一个境遇是改朝换代。白嘉轩在文中说道“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过呢”，朱先生为这位群体领袖（族长）拟定了一份《乡约》，似乎有了群体规范就可以保证稳态。然而，这《乡约》却约不住外部社会，于是便爆发了“交农事件”。“交农”虽说是群体对外界社会的抗争，但这事件中每个人都为自己今后的命运埋下了种因。事件过后，初级群体在内部蕴蓄着，主要是新的一代在新的形势下成长，兆鹏、兆海、孝文、黑娃、白灵都在与外部社会接触中进一步社会化。

从第十一章开始，作家设置了第二个境遇：白腿乌鸦兵围城。在围城事件中，白鹿原社会群体尽管仍作为一体来同外界社会抗争，然而，已经从个人的不同斗争方式上预示了群体的分化。

接着是第三个境遇：农民运动及国共分裂。至此，群体已分化出三种势力：国民党、共产党与土匪。白嘉轩作为族长尽管还在不遗余力地恢复群体的稳定，但已经回天乏力了。

接着是第四个境遇：年馑与瘟疫。从第十八章到第二十八章是小说最出色的十章，大自然的参与加剧了社会的变动，已经完全成熟了的年轻一代，以各自的方式投入行动，群体中每一个人，包括此前被置于后景上的妇女都在灾难的漩涡中打转浮沉。自然灾害过后一片死寂，群体的创作还没来得及恢复，就又被卷入社会灾难的漩涡。

第五个境遇是抗日战争。大概由于西部未曾沦陷，作家才没有对此展开描写，只是用反讽手法写了朱先生投军与兆海之死。

第六个境遇是解放战争。这最后的五章写得也很动人，尤其是卖壮丁与策反保安团，写得有声有色。决定整个民族命运的大决战，自然也决定了白鹿原社会群体的命运，每个人物都走向自己的归宿。不难看出，结局中笼罩着悲剧气氛。朱先生的死，黑娃的死，鹿子霖的疯，白嘉轩的残，以及鹿兆鹏的下落不明，共奏出一曲挽歌，似在挽悼旧的白鹿原的终结。

艺术成就

《白鹿原》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它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以前的革命现实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强调政治观念，要求比生活更为集中、更为突出地反映所谓“生活本质”，在人物塑造上有类型化和两极化倾向。这样往往偏离生活的常态，从而陷入政治图解式的叙述。而《白鹿原》力图展示生活原生态，揭示出纷繁社会中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规律，它通过设置大量看似偶然的事件，把具体的人物命运和宏大的历史进程连结起来，从而使历史呈现出某种浑沌的状态，具有了生命的灵气。

在具体的创作中，陈忠实大量借鉴了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死亡意识、性本能等现代主义手法，从而使情节愈显曲折，突出了人物命运的不可臆测。尤其是魔幻手法，在中国传统农村的直观思维中也可以找到根源，农村中那种融主观和客观、生与死于一体的原始宗教的二元论世界观，恰恰是魔幻思想的温床。

陈忠实正是通过这种魔幻描写，模糊了生者与死者、冥界与人间的界壁，在人与鬼的冲突中来展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人性的悲剧、人生的苦难。同时，这种手法还给所叙述的历史带来一种不可预知的神秘性，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仿佛冥冥中有一只巨大的手掌握着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

但是，《白鹿原》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曾流行一时的“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强调“零度写作”，“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展现现实的“原生态”，将“原色原汁原味”和盘托出，达到了“毛茸茸”的程度。

《白鹿原》虽然没去图解历史，注重原生态的生活和细节真实，但它并不是纯粹客观地还原生活，而是力图通过各种势力在原上的冲突和发展，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命运走向。陈忠实也并没有坚持“零度情感”，而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做了深刻的思考。

叙事方法

顺叙为主、逆叙为辅的叙事方法与《白鹿原》的叙事模式密切相关。小说被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书写了清末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展现了这一时期陕西关中地区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要将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涉及面如此之广的素材表达清楚，同时还要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构思曲折的故事情节，传达深刻的历史文化反思，采用顺叙方法、遵循历史发展脉络是再合适不过的。顺叙作为传统的叙事手法，在写作方法、情节安排、场景布置等方面有着大量的实践素材和优秀经验，这为《白鹿原》叙事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白鹿原》不仅采用了传统的顺叙方法，其章回体的叙述体式、对故事情节的注重、一个接一个小故事的结构方式等，又是对中国传统叙述方法的传承。而陈忠实不仅重视传承，还要在传统基础上加以创新，兼收并蓄了逆叙方法，丰富了小说的结构样式。同时逆叙在强调重点、突出人物方面比起传统手法有着更大的优势，便于塑造鲜活立体的人物，强调人物主体地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物从属于事件的现象，使小说在宏大叙述里闪烁出人道主义的光芒。此外，结构上对传统的的继承和突破，映射了作者在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秉持着“扬弃”的态度，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在全知视角下，叙述者比他的人物知道的更多，他可以知道想知道的任何事情而不必解释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白鹿原》大部分篇章所采用的是全视角，以无所不知的眼睛描述着白鹿原上发生的事。如第一章，作者像讲故事一样描写白嘉轩娶过的六房女人，极为细致，包括人物的神态、言行，甚至心理活动也刻画得细致入微。再如第三章写白鹿两家换地，将白嘉轩、冷先生、鹿子霖三人的语言动作、心理变化、表里不一刻画得入木三分，三人不同的性格特点、情感倾向跃然纸上。全视角不受时间、地点和人物的限制，灵活自由，能够鲜活立体地表现人物，兼顾到人物的多面性，是小说最常用的叙事视角。

《白鹿原》在采用全视角的同时，也常常会使用限制视角。限制视角叙述者和人物知道的同样多，事件根据同一个人物的观察视角进行，或者讲述不同人物观察到的同一事件。多重视角的灵活运用是 《白鹿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小说主要运用了全知视角，冷静客观地记载了渭河平原的风风雨雨，呈现出宏大叙事全面广博的特点，全知视角对小说人物事件的审视，恰恰也是陈忠实对渭河平原的审视、对传统文明的审视。而小说中的角色视角让整部作品真正扎根于白鹿原，并与白鹿原上的人们血脉相连。多重视角也满足了塑造鲜活立体人物形象的诉求。叙述语式是叙述者讲故事所运用的话语类型，“涉及叙述者向人们陈述、描写的方式”。《白鹿原》 超越了传统的叙事语式，打破了描写和叙述的严格界限，叙述语言妙趣横生，生动形象又富含哲理。

人物塑造

（一）通过“一干两枝”式结构突出小说形象

小说形成了以朱先生为主干，白嘉轩和鹿子霖为枝叶的“一干两枝”结构，朱先生作为整个作品中传统文化的主要“宣讲人”，他所展示出来的是一种文化与道德的理论底限，而白嘉轩作为朱先生儒家文化传统道德的主要践行者，他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整个白鹿村道德行为的约束和管理，在这当中，鹿子霖可以说是始终扮演着白嘉轩的对立面，在作品中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到他们俩人对事件的不同立场和处理方法。白嘉轩和鹿子霖一主一副，一正一侧，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原上的乡民，其他人物，作为点缀，构成枝繁叶茂的风景图。

（二）利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作品中善于运用对比的地方随处可见，比如朱先生和郭举人，两人同为才子出身，品德行为却极其不同，朱先生是白鹿村的精灵，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守护着白鹿原上的每一寸土地和乡民，而郭举人却算得上是阴险狡诈之辈。作品中有这么一段，当他发现田小娥和黑娃的恋情后，他先是装作仁义之人，给黑娃盘缠，让他离开，并告诉黑娃，不要再做这等事，可背地里又派两个人在半路截黑娃，欲图杀人灭口，幸好黑娃会点儿拳脚，才得以逃命。还有对比最明显的就是鹿子霖和白嘉轩了，这对欢喜冤家，作品中对他俩的描述可以说是费尽笔墨，几乎整部作品处处都有这俩人的对比描写。

（三）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

“无情节不戏剧”小说也是如此，作者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来抓住读者的心，这部作品中，有好多大的社会背景，包括清王朝的倒台，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连年的饥荒与瘟疫等等，每一个大背景下都有不同的故事情节，这些背景丰富了小说的情节结构，让读者放不下剧情。

（四）通过细节刻画人物艺术形象

细节决定成败。作者陈忠实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运用了许多的细节描写，用来刻画人物形象，每一个人物的语言特色，处事方式，无不透露着他们的性格形象，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的小人物，都用自己独特的细节来丰富了人物形象，让每个作品中的人物都栩栩如生。

1993年6月10日，《白鹿原》获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二届“双五文学奖”最佳作品奖。

1994年12月，《白鹿原》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届“炎黄杯·人民文学奖”（1986—1994）。

1997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揭晓，《白鹿原》（修订本）获奖。

2008年12月5日，《白鹿原》入选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深圳报业集团主办的“30年30本书”文史类读物评选活动，和其他入选的书籍被称为“30本影响中国人30年阅读生活的优秀文史书籍”。

2018年9月27日，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青岛市作家协会承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在青岛揭晓。《白鹿原》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白鹿原》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连环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

2001年，西安市第一秦腔剧团团长丁金龙、丁爱军父子将小说《白鹿原》改编成同名现代秦腔戏，并由西安市秦腔一团首演。

2002年，由石良改编、李志武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本《白鹿原》发行，分上下册，印制2000册。

2005年，经过总政话剧团著名编剧孟冰的改编，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林兆华将《白鹿原》搬上话剧舞台，并在北京、西安两市演出。

2007年，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将小说改编为现代交响舞剧《白鹿原》。

2008年6月，改编为同名舞剧（和谷、夏广兴、张大龙等人编剧、编导和作曲），在首都上演。

2012年9月15日，由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在全国上线公映。

2017年4月16日，由刘进导演的电视剧《白鹿原》在安徽卫视、江苏卫视、乐视视频上映。

文学评论家白烨：“《白鹿原》本身就是几乎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

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读完这部‘雄奇史诗’之后，获得的第一印象就是做了一次伪‘历史之旅’，左边的‘正剧’随处都在演戏，右边的‘秘史’布满了消费性的奇观，这些戏剧与奇观你可看可不看，随心所欲，在久远的‘隐秘岁月’里你意外地获得了消闲之感，早有戒备的庄重与沉重可以得到消除，因为你完全可以不必认真对待这一切。”

当代作家雷达：“我从未象读《白鹿原》这样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

散文家游宇明：“《白鹿原》正是‘土洋结合家野合壁’的产物，它有传统现实主义的技巧，有黑色幽默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对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大胆借鉴。”

学者郑万鹏：“《白鹿原》在深层意义上重构了民族精神。它继《四世同堂》给民族主义以最高褒扬。《白鹿原》问世使民族文学在更高意义上崛起。”

当代作家吴克敬：“《白鹿原》把强势的社会政治从前台推向了后台，将笔墨重心放在最具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意义的家族及宗法观念这一视点上，为家族争斗打上了中国政治斗争的特殊烙印。作品以儒家文化及其实践为正宗，扣住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仁义’，透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既展现出人物‘宽厚、温雅、刚强、正直’的社会人格，还在对儒家文化高度尊重的基础上，给予了隐秘的批判。陈忠实以史诗般的笔触和火热的情怀，不仅书写出了中华文明里的生活的家，还状写出了中华文明精神的家和灵魂的家。”

暨南大学教授宋剑华：“《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创新精神的平庸之作，它之所以能够在体制内获得国家所颁发的最高奖项，恰恰反映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沉沦的衰败之相。用叔本华评价‘庸作’的尺度来说，就是‘牵强附会、极不自然、谬误百出，字里行间永远渗透着一种夸张造作的气息’。”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古典或是写实和讲话式的象征之间也存在着拼凑的无奈。”

中山大学教授李慧云：“作者过于深情地描绘了封建帝制覆亡前后小农田园经济的这一抹夕阳余晖、古老村族的最后的宁静，这实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朱伟：“一大堆材料艰苦拼接而成的那么一个‘对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风貌全面反映’的史诗框架，这个框架装满了人物和故事，但并没有用鲜血打上的印记，在我看来，它是空洞的一个躯壳。”

傅迪：“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近现代史的文学作品，从中只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的作用，却几乎看不到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的影响，这不能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

《白鹿原》在《当代》发表时，出版社内部对《白鹿原》中的性描写看法不完全一致。主编何启治的意见是拿掉其中两章，大概四五万字，分两期在《当代》发表。另一位副总编朱盛昌表示同意，不能因小失大。

《白鹿原》出版以后，因其尖锐的历史政治观点及大胆的性爱描述，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争论。有人认为书中的性爱描写称得上是“惊世骇俗”，甚至因此将其与贾平凹的《废都》相提并论；有人认为《白鹿原》的情色描写是比较有节制的，小说中有关性的描写并不是为了描写性本身，都符合小说本身的需要。也有人认为小说中的情色描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也应该属于成人级的。

1997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时候，评委会对《白鹿原》提出两条意见，一条是朱先生关于“翻鏊子”的说法，容易误导读者，应当以适当的文字予以廓清；一条是比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当做删节。陈忠实做了适当的妥协，他自己删掉了一些。何启治认为，被删改的两处性描写，既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物塑造的需要，应该保留才是。

《白鹿原》出版以后，先后被译成日、韩、越、蒙古、法等语种文字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七种版本的《白鹿原》（有的用初版本，有的用修订本），累计印数已超过120万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5日统计数）。加上其他出版社的印数，《白鹿原》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印数已超过130万册。

太白文艺出版社和广州出版社的《陈忠实文集》，华夏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都收有《白鹿原》，再加上香港和台湾的繁体字本以及外文译本，《白鹿原》的版本有十五种之多（截止2010年）。

陈忠实，1942年生于西安市灞桥区，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七卷及散文集《告别白鸽》等40余种作品。

《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全国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在日本、韩国、越南翻译出版。曾十余次获得《当代》《人民文学》《长城》《求是》《长江文艺》等各大刊物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及西安工业大学陈忠实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作协名誉主席。

2016年4月29日7:40左右，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