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数字表明，“千年发展目标 ”中有关饥饿的目标触手可及，即到2015年将发展中国家食物不足人口比例减半。

尽管已整体取得进展，但各区域间仍存在巨大差异。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在加强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最大，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及西亚地区在自然灾害和冲突的影响下进展不大。

2020年8月2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在2020年大幅增加。将新增1.3亿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

2022年4月22日消息，最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人类或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8日，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关于粮食安全计划的报告中表示，世界银行将提供300亿美元资金以应对由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安全危机。据美媒报道，这笔300亿美元的资金中有120亿美元用于新项目，另包含180亿美元用于投资已获得通过但尚未执行的食品相关项目。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9日，七国集团发展部长会议在德国柏林闭幕，会议就建立全球粮食安全联盟达成一致。除七国集团外，欧盟、世界银行、联合国全球危机应对小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国家和组织也将参与该联盟的建立。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0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警告说，未来三个月，非洲萨赫勒地区将有多达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局面，创下2014年以来受影响人数最多的纪录。

当地时间20日，非洲开发银行批准了一项15亿美元的紧急粮食贷款，帮助非洲国家在未来两年避免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由于俄乌冲突导致粮食供应中断，非洲面临至少3000万吨粮食短缺，特别是从这两个国家进口的小麦、玉米和大豆。

罗马时间2023年5月3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共同发布最新《全球粮食危机报告》称，2022年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约2.58亿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较2021年53个国家和地区的1.93亿人有所增加。严重粮食不安全是指生命或生计因无法摄入足够食物而面临直接危险。报告说，2022年，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和需要紧急粮食、营养及生计援助的人口连续第四年增加，达到该年度报告发布七年来的最高水平。报告分析了42个主要发生粮食危机的国家，其中30个国家中超过3500万的5岁以下儿童存在消瘦或突发性营养不良的情况，其中有920万儿童严重消瘦。这样的营养不良严重威胁着生命安全，是导致儿童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因素。

2023年7月14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报道，尼日利亚总统发言人德莱·阿拉克表示，因出现粮食安全危机，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粮食危机爆发开来，2008年度世界粮食库存由2002年度的30%下降到14.7%，为30年来之最低；世界粮食储备仅为4.05亿吨，只够人类维持53天，而2007初世界粮储可供人类维持169天。令人气愤的是，有西方媒体把这一次全球性的粮食危机直接怪罪于中国，称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消费的牛肉非洲人生活水平主流媒体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官员王晓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王晓东说，中国并不是世界大米、小麦、粗粮和肉类产品的主要贸易国。自2003年以来，中国在满足了自身消费增长需要之余，还向国际市场上出口了大米、小麦和肉类产品。虽然中国是粗粮的纯进口国，但中国的进口量远小于欧盟、日本、韩国、墨西哥等国家，近两年来进口量也没有出现激增。而澳大利亚等传统出口大国的出口量因为干旱而锐减，欧盟的进口在2007年出现了激增。

第一

世界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突破历史水平，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成本，造成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肥料和柴油价格的上扬以及运输成本的大幅增长。

第二

不利气候因素造成主要粮食生产国减产，出口量大幅下降。作为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的澳大利亚连续数年遭受干旱气候，小麦出口锐减，仅2007年的出口量就减少400万吨。同年,乌克兰小麦出口也减少300万吨。此外，孟加拉国遭受台风袭击,造成大米减产300万吨。

第三

由于世界石油价格的居高不下，美国、欧盟和巴西等国将大量原本出口的玉米、菜籽、棕榈油转用于生产生物燃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些传统农业出口大国的农业生产格局并降低了出口。美国20%的玉米已被用于生物燃料生产,欧盟65%的油菜籽、东盟35%的棕榈油被用于生物燃料生产。这些政策的变化不仅造成了食物供给的减少，更引起了市场对于稳定供给的担忧和恐慌，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价格上涨预期。

第四

美联储的不断降息，房地产市场低迷等都释放了大量的投资资本进入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由于市场预期国际农产品价格将维持高位，自2007年11月以来，已有400多亿美元进入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投机炒作。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内，国际小麦的出口价格就增长了130%、大米价格增长98%、燕麦价格上扬38%。世界大量的粮食贮备被掌握在实力雄厚的国际基金炒家手中。

第五

由于粮食价格在短时间内持续上涨，导致一些传统的粮食纯进口国，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加速粮食进口，以确保国内粮食供给；另一方面，一些出口国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也进一步加剧了供给短缺和市场恐慌。

第六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巨额农业补贴严重扭曲了贸易，人为压低了国际农产品价格，致使发展中国家的中小粮食生产者和农民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转而生产其他经济作物，致使许多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自给能力严重不足，大量依赖进口来维持国内粮食供应。同时，多年来，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传播也钝化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农业生产的愿望，天真的认为世界粮食供应永远是充足的，可以完全依赖便宜的进口来替代国内生产，这也是许多国家对这次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准备不足的潜在原因。

2022年俄乌发生冲突

世界主要粮食作物小麦：2021年，俄罗斯出口量全球第一，而乌克兰则排名第六，两者出口的小麦总量，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俄乌发生冲突，两国的粮食出口确实受到了影响。冲突导致黑海沿岸港口遭到了毁坏或者关停，这些港口承载了乌克兰85%的粮食出口。

中国粮食危机

（1）我们将需要多少粮食？

要知道我们将需要多少粮食，先需要知道我们将会有多少人口。图2是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和笔者找到的人口预测/控制目标数据。

由图2可见，在有统计数据检验的区间，蒋正华、张羚广的预测数据(《社会保障制度》2003年第1期)和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1998)》均偏高，但相比之下，联合国的预测偏差小些。

曾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何亚福则认为：“如果按照计生委认定1.8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14.6亿的峰值；如果按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22的总和生育率计算，那么到2020年之前就达到人口峰值，这个峰值不到14亿。”

一份《2007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报告则认为：2050年，人口可达到的峰值为14.2899亿。

2007年1月11日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要求：到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人；到202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4.5亿人；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将控制在15亿人左右。

图2中的细线是笔者对统计数据做的简单多项式拟合，而不是依据人口理论作的严谨预测。但其走势显然比蒋正华、张羚广的预测数据和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1998)》更接近统计数据的趋势。它低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控制目标，高于何亚福给出的两个峰值。至于对人口峰值的估计，则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目标一致：于2040年达到人口峰值15亿。

谨慎起见，我们将15亿人作为中国的人口峰值。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为新增的两亿人口准备粮食产能。

图1中我们看到，人均粮食产量围绕着趋势线在一个通道内波动，从趋势线到通道边沿的宽度，即为平均的波幅，这个平均波幅与趋势值之比，显示了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从1961年到1974年，我国的粮食生产稳定性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均粮食产量的平均波幅从18%降到4.7%，此后最高也没超过8%。这意味着社会已经适应了稳定的粮食供应，当年家家必备的粮囤、米缸已被商业储备取代，一旦人均粮食产量的平均波幅超过8%，除非商业储备有能力过滤这异常波动，势将引发社会的不安，乃至动荡。

中国人吃饱饭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这十余年，由图1可知，1996年的趋势线值(385公斤/人)大体上可以代表这一时段的平均水平。而这一年的通道下沿(356公斤/人)则为人均产量的警戒线，低于它将危及社会安定；高于通道上沿(414公斤/人)则恐谷贱伤农。由此，根据人口预测，到达人口峰值时，我们的粮食产能要比2005年增高19.31%，如果要保障充分的供给则需增高28.3%，如果增高量低于10.33%，则将出现供应危机。19.2%的增长需求要求0.95亿吨左右的新增产能。正如布朗指出，农田减少不可逆转，而环境破坏亦呈扩大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现有产能都相当困难，遑论增长？

能否靠进口解决问题？世界粮食市场的贸易量多年来在2.3亿～2.5亿吨之间，新增0.95亿吨左右的贸易量，势必将冲击整个粮食贸易结构，使我国与其他粮食进口国间的关系复杂化。此外，粮食出口量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等少数国家，其中美国占了35%左右。在粮食问题上高度依赖这些国家，其后果是什么？

粮食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差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粮食生产年度波动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展现的长期趋势。1994年以前，总体上粮食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但差距在逐步缩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经过艰巨的努力，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问题在于1994年之后，出现了粮食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苗头，若无法遏制它，饥荒将重新光顾我们。

（2）“狗日的粮食”

当今中国，5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它将“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深深地刻在每个国人的心头。然而，近十来年，这“狗日的”粮食却与中国人玩起了“藏猫猫”，搞得我们莫辨南北。

1995年，当粮票已从流通领域步入收藏领域时，美国人布朗发表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文章，指出：中国的人口增长不可逆转；中国的农田减少不可逆转；环境破坏造成的农作物减产不可逆转。虽然中国可以也有能力用足够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美国的所有粮食，甚至买上几年美国的收成，但谁又能供应得起十几亿中国人的粮食缺口？

然而随后，媒体广泛报道的却是中国粮食储藏过多，导致大量的陈化粮。结果一方面农民卖粮难，粮价连年下跌；另一方面，大量的陈化粮催生了乙醇燃料工业，大量的陈化粮还堂而皇之地流入市场，危及国民健康。

正当各地致力于农业的“结构升级”，大力减少种粮面积，推广经济作物时，却发生了粮价上涨。专家警告：粮食危机迫近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亦对全世界发出类似警告。

2005年1月3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已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报道，农业部于2006年底提出了《全国粮食生产发展规划(2006～2020年)》。有趣的是，一年多后查遍网络(包括农业部网站)，笔者也没能找到这个规划的全文。从媒体的报道看，这个规划对粮食问题的总体判断是：

“国内粮食供需关系偏紧的态势将长期存在。”

粮食问题无疑是基本国情之一，这不断涌出而又相互矛盾的信息，迫使笔者探寻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吃了几天饱饭？

我们告别粮票制度是1994年，不过十余年。

1953年10月，中央全国粮食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1955年5月16日，中央下达了《关于整顿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的指示》，要求全面实行“以人定量”和以行业定量的计划供应制度，凭证、凭票供应。1955年9月，国家粮食部以命令的形式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从此，没有粮票就没有饭吃，粮票成了一代中国人的命根子。

然而，如果以为粮票是新中国的创造，那就错了。民国年间，国民党政府发放过“粮食配给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也发行过“临时饥饿谷证”、“军用粮票”、“边区粮票”等。再往前，明清时期有“漕米版串”、“完粮串票”，宋代有类似粮票的“粮食要券”。饥饿似乎总是伴随着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种族，史书上“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记载比比皆是，马尔萨斯没有出现在中国实在令人诧异。

人均粮食产量表征着国家粮食丰裕的程度。建国以来的人均粮食产量见图1。历史数据显示：建国后短短7年内，人均粮食产量增加了46.8%，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考虑到这是新政权刚刚建立，还在朝鲜与美国面对面地打了一仗的时代背景，对比一下十月革命后普遍的饥荒，我们真应该对前辈们的业绩肃然起敬。

可惜，伟大的成就之后是巨大的失误与挫折，一场“大跃进”带来了人们难忘的饥荒。它让决策者牢牢地记住了“为政之要，首在足食”的古训，使“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成了长达30年的基本国策。这30年的前期，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而后期则启动了世界上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以农业为基础”的成效是显著的，人均粮食产量稳步上升，到1982年接近了350公斤/人(348.7公斤/人)，此后长达20年，人均粮食产量均在350公斤/人以上。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终于告别了粮票。

告别了粮票，“以粮为纲”也就渐渐淡出，到1996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史无前例的412.24公斤/人。正当人们像上世纪50年代末期那样，再次奋力投入工业化、城市化之时，人均粮食产量步步下滑，到2003年降到333.29公斤/人，回到了1982年以前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趋势线自1996年后出现了下行的态势，这不能不让为政者惊出一身冷汗吗？

有研究表明，粮食价格飙升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粮食需求增长超过供给。造成供应紧张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和欧洲越来越多地将粮食转化为生物燃料。

世界燃料市场和粮食市场之间的关联增加是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涨幅的1/4到1/3是生物燃料所导致的。美国用玉米生产燃料，欧洲不断将种小麦和玉米的土地改种油菜籽，用菜籽油等植物油生产燃料。2001年以来，数十亿美元的投入使美国乙醇工业产能增加了将近3倍。2004-2007年期间，世界玉米产量增加了约5100万吨，与此同时，仅美国的生物燃料、特别是乙醇的产量就增加了约5000万吨。预计2009年美国制造生物燃料的玉米消费将达到1.14亿吨，相当于美国产量的1/3。有关数据表明，就2008年一年美国汽车烧的粮食足可保证82个缺粮的低收入国家的所需。

有关人士呼吁，应暂停生物燃料的生产。用粮食制造生物燃料危害环境、浪费能源，并最终给全球粮食供应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粮食援助体系中，各国对实物援助和现金援助这两种方式的利弊争论由来已久。

美国通常的做法是实物援助，欧洲是提供现金用于在当地购买粮食。美国提供了世界上一半的粮食援助，但每年大约20亿美元的粮食援助都来自剩余的美国粮食。美国法律规定粮食必须在美国采购并用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运输。通常美国政府采购后，通过美国的运输工具转往受援方当地的人道主义机构，最终由这些机构转运并以极低价格出售或免费分发。

美国的这种实物援助对当地农民的生产构成打击，并导致囤粮等现象的滋生。现金购买粮食尽管短期可能导致粮价上涨，但有助于增加长期粮食供应。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认为现金形式的粮食援助能在离受援地更近的地区采购粮食，这意味着采购价格更低、运输成本更低、运输时间更短。为此，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一直在为筹集更多的现金援助而努力。

耕地减少的现状下，改善土壤质量、提高粮食产量有助于缓解粮食短缺状况。

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力长期处于低水平，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些基金会与世界银行一起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投入数以亿计的美元，培训贫穷农民和当地研究人员，力争改善土壤的肥沃程度，提高农民种植技术，并最终提高粮食产量。世界银行将把对非洲农业提供的贷款提高一倍，从4.5亿美元增加到8亿美元，在管理干旱等系统性风险方面向国家及农民个人提供帮助。在亚洲，提高水资源管理能力、改善灌溉条件，可望进一步提高产量。专家们的研究表明，要注重土壤的物理结构、化学成分以及微生物状况，这样可以促进土壤保健、提高土壤质量。

美元对欧元及其它重要货币贬值，使以美元标价的商品价格上涨。各种投机资金，例如养老金基金、对冲基金、指数基金等为应对通货膨胀纷纷买入农产品期货。从2007年以来，对食品货物的投机性投资快速增加。在科技股崩盘、房地产衍生品危机后，农产品期货成为热钱瞄准的下一个高回报投资目标。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有几千亿美元投资于商品基金。投机资金热炒农产品期货价格，导致农产品期货价格大涨或急跌，偏离了期货消除贸易风险的初衷，反而加剧了农产品市场的波动，影响农民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不利于维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有关人士呼吁应遏制投机，防止最终令农民遭受损失的泡沫的形成。

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的一项削减农业补贴的目标在过去的6年多时间里一直未能实现。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无法与发达国家得到大量补贴的农民进行竞争，发达国家的农作物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造成了不公平竞争。在过去6年多的谈判中，各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不公平贸易带来的危害，但发达国家仍然将主要精力用于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而对削减自身高额农业补贴竭力停留在做表面文章的层面上。

消除不公平贸易，理顺国际粮食贸易价格，才能有助于消除国际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是全球66亿人口共同面临的种种重负发出的一个警告。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至91亿，而且新增人口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为了应对粮食危机，需要从解决贫困问题着手。富国需要采取措施，落实它们在2002年做出的将0.7%的国民收入用于国际援助的承诺。到2008年底为止，22个做出承诺的国家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只占其国民收入的0.45%，而美国只有0.16%。敦促富国落实国际援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