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定义

——收入与消费

按照《梅里曼，韦伯斯特大学生词典》的解释，“贫困”是一个人缺少通常的或社会可接收的货币量或物质财富的状态”。这个定义包含两个重要思想，第一，贫困的定义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第二，定义的重点放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即货币(或它们的所有权关系)即物质拥有上。英国的汤森这样界定“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

随后的定义

——行为和能力

大多数分析家建议在确定生活水平的总体评估情况时将社会指标包括进来。贫困的其他维度，如健康、寿命、读写能力等在20世纪80年代被吸收到贫困的定义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界定贫困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采用了几种测定方法，包括人类发展指数和人类贫困指数。人类贫困指数侧重于贫困的三个方面：寿命、读写能力和生活水平。寿命用40岁以前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来测定，读写能力用有读写能力的成人百分比来测定，而生活水平则用获得医疗服务的居民的百分比，获得安全饮用水的居民的百分比以及5岁以下营养不良的幼儿的百分比三个指标来测定。

进一步发展定义

——脆弱性和发言权

由于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研究结果，世界银行开始系统地要求对每个国家都进行一个贫困评估。在这种参与式评估中，贫困的两个方面似乎特别重要(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第一个方面是对收入风险和波动的担心，它常常表现为一种脆弱感。穷人在对市场波动、季节和危机如何影响他们的福利的描述中赋予贫困这样一种理解：贫困不仅是一种一无所有的状态， 而且是一个人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很容易失去。“脆弱性”有两个方面：暴露于冲击、压力和风险之中的外在方面和孤立无助的内在方面。两个方面都缺少应付破坏性损失的手段。第二个方面是缺乏发言权和政治权利，这种发言权和政治权利的缺乏常常被描绘成无权无势的感觉，他们在资源和权利两个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无法让别人倾听他们的声音。 在经济上属被边缘化的群体，在社会上也容易被边缘化，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排斥。从效益和分配公正的观点看，他们缺少被经济学者称为“公民社会资本”的信任、互惠、人际网络、合作及协调。

贫困既有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之分，也有广义贫困与狭义贫困之分，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时因地而异的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衡量和判断标准。在这个标准中定义的人口就视为贫困人口。我国当今社会正处于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共存的一个双重性阶段。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相对贫困的思想要明确是相对中等社会生活而言的贫困”；“相对贫困就是年收入相对全国家庭的平均数”；“相对贫困是一个较为主观的标准……一个相对的贫困定义是建立在将穷人的生活水平与其他较为不贫穷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相比较的基础上的，通常这包括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的总体平均水平的测度”；“相对贫困是指某人或家庭与本国平均收入相比……相对贫困线随着平均收入的变化而变化”。

相对贫困是在把我们的生活水平与拥有较高收入的参照组相比较后产生的贫困。而且它有一定的主观性，依赖于一定的价值判断而存在。卡尔·马克思写过：“一个住小草房的人在他的邻居搬来并建了一座宫殿之前，他一直是很快乐的，后来，那个住小草房的人开始感觉到了贫困”，因此，相对贫困是永远存在的。

绝对贫困是指低于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的一种贫困状态，这种最低指标是指“勉强维持生存的标准，而不是生活的标准，在对家庭生活做这种最低指标的估计时，应遵循这样的规定，即除了为维持身体健康而绝对必须购买的物品外，其他一切都不能包括在内，而且所有购买的物品必须是最简单的” 。通过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发现，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的贫困问题是可以消除的。

狭义贫困与广义贫困

狭义贫困是指经济意义上的物质生活资料匮乏而导致生活水平低于社会标准的贫困，传统意义上讲的贫困通常是指的狭义贫困，延伸的贫困意义告诉我们贫困是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集合，而我们所说的狭义贫困就属于收入贫困范围之内；能力贫困是指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不足，直接表现就是挣钱能力的不足；权利贫困是指作为社会成员应享受的政治和文化权利的丧失。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收入贫困是贫困的表现形式，能力贫困是贫困的直接原因，而权利贫困则是贫困的社会后果。经过延伸后的贫困意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贫困的含义，它除了包含经济意义的狭义贫困之外，还包括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其他因素，如人口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程度、参与经济与社会交往的愿望等的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

普查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城市蓝皮书指出，截至2009年底，全国城镇人口为62186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中国现如今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全国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认为“显而易见保守”。他指出，5000万只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6亿城镇人口的近8%，中国城市中只有7%-8%的人是贫困人口，这个估计恐怕过低。

集中于中西部

蓝皮书显示，受到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合比例法估算，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大约756万人，中部1657万人，西部1717万人，东北地区845万人。

数据

2014年12月15日电 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指出，中国现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在湖南、河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这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到2012年底，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60%，农民医疗支出仅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60%，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的比例比全国要高3.6个百分点。

全国有3917个村不通电，影响近380万人，连片特困地区有3862万农村居民和601万学校师生没有解决饮水安全的问题。近10万个行政村不通水泥沥青路。中国面临的贫困形势仍然很严峻。

扶贫

国务院办公厅已印发《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部署全面推进社会扶贫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间已经不多，所以扶贫攻坚的任务极其艰巨。

预计目标

预计2015年减少1000万人以上贫困人口的任务可以完成。

2015年“十二五”期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66亿人减少到2015年底的6000万左右，共减少了约1亿人。

实际统计

2016年2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5575万人,比上年减少1442万人。2015年,共有4903.2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517.5万人。全年资助5910.3万城乡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新华社记者发文《7000万贫困人口能过好春节吗》指出贫困人口约为7000万。

2017年2月28日，国务院扶贫办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司长苏国霞介绍，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1240万人，超额完成1000万人的目标任务，中央和省级两级财政投入超过了1000亿元。

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称：“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

2019年1月27日，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的贵州，2018年减少贫困人口14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3%，14个贫困县成功脱贫摘帽，易地扶贫搬迁入住76.19万人。

全年完成农村“组组通”硬化路5.1万公里，98%的村民组通硬化路，解决88.4万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18.24万套，实现县域冷库全覆盖，库容达到120万吨。

2018年，贵州规范化培训农村劳动力63万人，教育精准扶贫资助贫困家庭学生46.5万人。深度贫困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覆盖全部贫困人口。安排预算内资金170多亿元用于脱贫攻坚，其中深度贫困地区近60亿元。全面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小康行动完成投资802亿元。

2019年，贵州省计划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10万人，18个县通过脱贫摘帽考核验收，17个县达到脱贫摘帽标准，全面完成188万人搬迁任务。

2019年末，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551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109万人，下降66.8%；贫困发生率0.6%，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

2022年

意大利

2022年10月14日新民晚报消息，意大利Censis-Confcooperative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全意已有约290万户家庭处于相对贫困线下，即家庭收入较平均水平低约50%，贫困人口为877.5万人。同时，至少有30万家公司因债务面临倒闭风险，涉及总债务逾3000亿欧元。

世界银行采用了每天1.90美元的最新国际贫困线标准，体现出各国生活成本差异的新信息。新贫困线保留了世界最贫困国家的老贫困线（即根据2005年不变价每天1.25美元）的真实购买力。根据这一新贫困线标准，世界银行预测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将从2012年的9.02亿人减少到7.0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从12.8%下降到9.6%。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持续大幅减贫的成果，归功于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强劲经济增长，归功于教育卫生投资扩大和社会安全网的建立。不过，金墉也警告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世界剩余贫困人口中的许多人生活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因而消除极度贫困的目标依然是一个十分雄心勃勃的目标。

2013年4月，世界银行理事会批准了两大目标，即2030年终结极度贫困和增加底层40%人口的收入，促进共享繁荣。在过去数十年里，东亚及太平洋、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大地区占全球贫困人口的95%左右，但这三大地区的贫困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东亚占全球贫困人口的一半，撒哈拉以南非洲占15%左右。根据2015年的预测，这种情况几乎完全颠倒过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贫困人口的一半，东亚占12%左右。各地区的贫困率都出现下降，但在冲突多发国家或过度依赖大宗商品的国家贫困程度加深且更加难以消除。

根据世界银行对2015年的地区贫困预测，东亚太平洋地区的贫困率将从2012年占人口的7.2%下降到4.1%；拉美加勒比地区的贫困率将从2012年的6.2%下降到5.6%；南亚的贫困率将从2012年的18.8%下降到13.5%；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率将从2012年的42.6%下降到35.2%。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指出，新兴经济体近20年发展势头强劲，但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旷日持久的全球经济放缓已开始对新兴经济体增长投下阴影，今后还会出现一些颠簸，近期内经济增长前景对于新兴经济体不太乐观，这会对战胜贫困和满足弱势人群尤其是社会底层40%人口的需求带来新的挑战。

2022年3月28日，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多家机构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人类发展进程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亚太地区极端贫困人口20年来首次增加。

2022年3月31日，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共同发布了《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报告，对中国的减贫成就进行了全面梳理。报告显示，过去40年来，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绝对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75%以上。报告认为，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主要依靠两大支柱：一是基础广泛的经济转型，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二是瞄准因地理环境等原因影响发展的贫困地区，政府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来消除长期贫困。面向贫困人口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有效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对于消除绝对贫困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