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0:06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郎瑛出生于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其家族在当地被称为后郎郎氏，其先祖郎珦于唐咸通间自温州府城（今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迁居临安永安乡仁和里（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仁里村）。郎瑛天生就与众不同，五岁时父亲去世。父亲临终前，指着他对别人说：“我六十岁才生了这个儿子，不能亲眼看到他成才。但如果这孩子能成才，他一定会自己扬名立万的。”
郎瑛稍大一些后，就跟随一些年长的先生学习，因为才华出众而享有美名，被选为县学生。他与同乡的王一槐（字荫伯）结为好友。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相互仰慕看重，认为自己在当世学者中难以找到同伴，于是他们便一起研究古代学问，以追求卓越广博、超越平庸为乐。
郎瑛身体一直不太好，因此更加无意于追求仕途的荣耀。有人问他：“将来怎么办呢？”他说：“我已经投身于书籍之中了，难道还要和年轻人去争个高低吗？”于是，他写了一篇《脾》对来表达自己的志向。督学盛端明爱惜他的才华，还想推荐他，但他最终谢绝并离开。郎瑛家中原本有些财产，除了供养母亲外，他都用来购买书籍。他所藏的经籍、诸子百家、史书、文章以及杂家言论非常丰富，甚至包括别人所没有的奇闻异事、逸失篇章、古代图画和金石刻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收藏越来越丰富，但家财却日渐减少。
郎瑛对此毫不在意，他腾出大房子，建造高楼，放置几张书桌，端坐其中诵读。他博览群书，抓住要点，深入剖析，指出书中的瑕疵和错误，并撰写成书，共有数种，数百篇之多。四面八方的学者见到他写的书后，都希望能结识他。行省及台郡的守丞以下到两县的官员，刚到任就会先去拜访他。金陵的顾璘、河南的王尚絅、进贤的万潮，都是当时的名士大家，他们尤其器重郎瑛，与他结为朋友。
郎瑛为人率直，言谈中不会阿谀权贵，也时常会激烈地谈论天下大事。正德末年，宁王朱宸濠的叛乱阴谋刚刚萌芽，还未有人察觉，但郎瑛却独自为此担忧。后来他听说王守仁在汀州、赣州平叛，便说：“这下子朱宸濠的阴谋不能得逞了。”在顾璘的宴席上，他谈论士人风气时，还批评了吴地的士人。顾璘虽然是吴地人，但也没有因此忌讳。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八十岁的郎瑛仍然每天研究各种书籍，相互参考并仔细考订，陈善认为郎瑛的精神完满坚固，可以比得上卫武公的寿命。
隆庆三年（1569年），郎瑛曾在尚书顾璘的书室中借宿。此后，现存史书中再无关于郎瑛的记载，有学者推测其当卒于隆庆三年（1569年）至万历五年（1577年）之间。
郎瑛所著的《七修类稿》，颇有史学价值，其内容包括当朝史事掌故、社会风俗琐闻，艺文及学术考辨等各种主题，分为天地、国事、义理、辩证、诗文、事物和奇谑七大类。这些笔记中的一些内容或源于作者的直接观察或记忆，或源于与友人及来访者的交谈；其他内容则出自其参阅的文献资料，其中有些文献今已失传。其中，最令明代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也许是郎瑛非常客观地记述了明朝建立之事。官方严苛的审查制度使得明代初期著作中涉及这些事件的空间相对狭小，尽管如此，《七修类稿》还是生动详细地记录了明朝皇帝的几个主要竞争者如陈友谅、张士诚和方国珍等人的兴衰变迁。笔记中记录的当朝政治事件、趣闻轶事以及关于文学或古董的评论研究也很好地补充了其他文献材料。
不过，《七修类稿》仍然受到了批评。一些人指责该书没有条理，无实质性内容，且文献出处标注模糊；另有人批评此书在抄写早期著作时存在诸多错误；有人批评郎瑛的评论缺乏批判性，因为他有时倾向于直接复制他人的评论而不自己评价，而即使书中出现了郎瑛自己的判断，也被认为是草率而随意的。因此，尽管该书优点明显，学者们在参考引用时仍要小心谨慎。
文献互证是基本的考据方法，但郎瑛在考证方法方面有两点是值得提出来的：一是重视文献与金石碑铭互证。这与郎瑛成长在一个古董商的家庭环境有关系。郎瑛自幼嗜古，注意收集古代金石、字画、古钱、印谱等实物。在考证前代典章制度与明朝掌故时，郎瑛自觉运用此类材料与文献互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郎瑛利用明太祖御撰《朱氏世德碑》考证《剪胜旧闻》记载误讹。二是实地考察与文献结合。郎瑛绝非读死书之人，他利用一切机会游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例如，郎瑛因见杭志祀典，于昭贶之下缺载碑文，“因留心以考之”；为了弄清楚明代岳镇海渎碑具体情况，亲至东镇碑下以探究竟。由于留心事物，注重实地考察，郎瑛善于发现文献记载之误。郎瑛的文献与金石碑铭互证，其实就是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就此意义而言，郎瑛在考据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已不容忽视。
许应元：观郎先生所为书，总儒墨，兼释老，杂方技，钩术数，搅稗官风谣，搜罗贯穿，进退有意，其用力亦巳勤矣。傥亦有谈、固之心哉？（《草桥先生郎瑛传》）
陈善：先生精神完固，可进于武公之寿。（《陭堂摘稿》引）
郎瑛以孝顺母亲闻名，母亲生病时，他曾两次割下自己的大腿肉为母亲治病，两次都使母亲康复。
郎瑛小时候，两个姐夫贪图他的财产，曾密谋害他，但他幸运地逃脱了。后来这两个姐夫去世时，他都为他们准备了棺材安葬。
郎瑛所著的诗文及联句有若干卷，还订正了《孝经》《大学格物传》各一卷，编写了《萃忠录》二卷、《青史衮钺》六十卷、《七修类稿》五十五卷。
郎瑛的卒年没有详细记载。有学者认为郎瑛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但陈善只提及郎瑛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世，“精神完固”，没有透露任何身体不适的信息，虽然有可能郎瑛在该序写完之后的当年去世，但目前也未见可靠的证明材料。《七修类稿》卷四十《待友厚薄》中提到“嘉靖末”这个时间，看起来郎瑛应该度过了整个嘉靖年间。《续稿》卷五《广陵散》中有“嘉靖己巳，宿尚书顾东桥书室”一句，出现了“嘉靖己巳”这一时间，经查嘉靖年间并无此年号，此应为误记，推测正确时间为隆庆三年（1569年）的可能性最大。中山图书馆藏的一部明刻《七修类稿》中存有不完整的张之象序，序言中提到郎瑛本传，可见当时郎瑛在张之象作序时应已去世，张之象于万历五年（1577年）去世，综上可知郎瑛的卒年大约在隆庆，甚至万历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