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历时十年，《隋书·食货志》曰：“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南梁政府铸行四种五铢（即四出五铢、大吉五铢、大通五铢、大富五铢）铁钱，主要是以禁止铜钱流通为前提。这是继公孙述后一次大规模的铸行铁钱，并成为本位币。对南梁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货币制度的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可称为梁朝货币史上的黄金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分裂，政治动荡，经济凋敝，造成货币流通混乱不堪，虽有不少铸钱，但数量较少，民间多用旧钱，而铁钱的使用占据优势。五代政府曾一度下令禁用铁、铅钱，无济于事，民间流通货币乃是铜钱并用。尤其在十国，不仅统治地区广大，人口众多，不少政府大量鼓铸铁钱，其数量之巨，造成币值下跌，政府为挽救铁钱的流通，下令以一当十与铜钱并行流通。五代十国先后铸行“永隆、天德、乾封泉宝、永通泉货”等各制铁钱，除此之外，其它政权也曾铸过微量铁钱，各朝政府的铁钱均是伴随铜钱并行流通，再次将铁钱的铸行推向高峰。

中国铁钱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虽然具有自身内在的联系及规律，但其中制币形等，自始至终都受到铜钱发展演变史的影响，并以铜钱币制的变化为其币制变化的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铜钱与铁钱，仅仅是币材的更替。因为除了币材、币值和购买力不同外，二者本身的形制、币文、铸造等，总体上均无什么大的差别。铜半两产生后，铁半两始出现，五铢、开元钱制首先表现在铜钱上，然后才有铁钱。追随铜钱的铁钱，因之有补充或调解铜钱与商品矛盾的功能。而铁钱的特殊作用，只有在封建币制严重影响商品贸易活动时，才能较清晰地呈现出来。

私铸铁钱早于官铸，官铸铁钱后又禁私铸及禁止使用私钱，看上去似乎是官、私之间围绕货币铸行权的斗争，但其中却隐藏着货币流通状况发生变化，需要调整或改进币制的先兆。行商坐贾，每日与商品货币打交道的逐“末”之流，较封建统治者先觉察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变化，他们对货币购买力低昂的敏感，利益的诱惑，使其中“不法”之徒往往铤而走险，率先破坏原有币制而对钱币的轻重、金属成分乃至币值进行改造或“创新”。早期铁钱，即其在铸币恶劣、流通状况恶化的条件下“创新”的产物。后来，至南朝梁朝，由于铜钱币制的破坏，政府索性以铁钱代之，使铁钱跨上了法币的阶梯。唐以后，封建社会发展至鼎盛时期，商品货币贸易的发达， 造成了严重的“铜荒”、“钱荒”，加之铜钱外流及封建割据的政治局面长期持续存在，铁钱便因此而得以兴旺发展，敲开了中国铸行铁钱鼎盛时期之门。

商品经济的发展，本应创造出优越于铜铸币的货币，但中国却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达到空前繁荣的时候，大行铁钱，这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极不平衡，说明封建政治、军事对其币制政策的制定有强大的干预力量，说明自然经济仍处于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小商品交换仍为商品贸易的主要形式。尽管如此，笨重值低的铁钱仍阻碍着商品贸易的发展。于是，在信用、契约关系日见发达的情形下，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早产了。胡如雷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钱币的交替变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发展的经济特点造成的”，“我们只能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探讨纸币产生和泛滥的根源”。显然，纸币产生的根源既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又与宋代币制对铁钱在一定区域内的放任、强行使用有关。封建社会小商品生产的不稳定造成了商业的不稳定，二者又共同导致了其币制的混乱与流通波动频率的难以估测，酿成了铁钱流通时间的间断现象。

宋代的第一种铸钱是“宋元通宝”，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钱式沿袭“周元通宝”成规，为小平钱。钱文顺读，是国号加宝文的国号钱。后宋太祖传位于弟，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铸“太平通宝”钱，钱式同“宋元通宝”。当时四川及福建出铁钱。福建所出铁钱，背郭清晰，铸工颇精，大受欢迎，于是又推出一种直径4.2厘米的当十大钱，书法铸工均不错，背穿上有一个圆点，可能是一种纪念钱，现存世不多。这两种“太平通宝”都为五代风格，而铸工精整，深厚淳朴可比开元钱。

宋仁宗在位四十年，其间改元九次，也发行了九次年号钱。在这段时期里宋朝的钱监增多，管理上却不十分严格，各地钱监所出的钱，版式铜质差别颇大，铸工精细程度也相去甚远。天圣年间所出的“天圣元宝”，明道年间所出的“明道元宝”，以及景祐年间所出的“景祐元宝”，钱文书法皆有篆、楷两种，其直径轮廓也完全相同，为“对钱”。这一阶段的铁钱，仍有当五、小平两种。宝元年间，因为年号带有“宝”字，用为钱文不方便，便出了“皇宋通宝”，有铜、铁两种，铜钱版式较多，一般篆、楷成对。此外有一种篆书体钱——九叠篆“皇宋通宝”，或称之为“九叠皇宋”，应为一种赏赐钱，铸工精美，数量极少，为极罕见品。庆历年间，西夏王李元昊叛乱进攻陕西等地，宋朝派兵讨伐，因而铸行“庆历重宝”当十钱，以解军需之用，此钱直径2.9厘米，钱文楷书，有顺读、旋读两种；又有当十铁钱，直径3.2厘米。两国交战延续了三年，北宋国力大损，钱币不断减重，同时又大量地发行纸币，因而造成物价上涨，至战争结束时改当十钱为折三流通。至和年间，曾铸行“至和通宝”和“至和元宝”，小平铜钱，光背无文，有篆、楷两体成对，大小两种。此外有“至和重宝”折二、折三钱。嘉祐元年出“嘉祐元宝”及“嘉祐通宝”，皆为小平钱，铜质。

南宋建炎年间（公元1127年－1130年）铸“建炎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等，钱文有篆、隶成对，四川铸有钱文为瘦金体的小平钱，篆、隶成对，极罕见；“建炎重宝”当十钱，直径3.2厘米，钱文篆书，书法铸工均精良。绍兴年间出“绍兴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钱文楷书，另有一种瘦金体折三钱，旋读，较罕见；“绍兴元宝”有小平、折二、折三，钱文楷、篆成对，折二、折三数量较少。绍兴时期，铜材较少，价格昂贵，一度曾将小平钱收回改铸折二钱，故现传世的绍兴元宝小平钱较少，篆、楷对钱更是难得，其楷书体极罕见。

由于政治的腐败，导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滇铜外运受阻，造成铸钱用铜紧张。咸丰二年，宝泉局、宝源局铸钱数比咸丰元年减少了33.1%，因此铸行铁钱已势在必行。

咸丰铁钱经历了筹铸、试铸、正式铸三个阶段，至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停铸。在5年多的时间里，清廷及各省先后铸行有铁制钱及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诸铁钱。制钱、当十各局多有铸造；当五钱为宝泉、宝源等九局铸，当五十，除宝晋、宝迪外多有铸造；当百，除宝晋、宝迪、宝黔、宝昌外多有铸造；当五百、当千，为宝源、河、陕、巩、伊、苏等局铸造。

在清代前后统治的267年中，惟有咸丰年间（公元1851年至1861年），在其先后存在的28个铸钱局中，大约有一半的铸钱局铸行铁钱，这是咸丰朝廷内忧外患历史的真实写照。

“咸丰通宝”小平铁钱，为清代收藏家、泉界声名卓著的钱币著录家戴熙所书，钱文类似“瘦金体”，为收藏者深爱；其铁质易生锈，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是清代一段屈辱史的见证，更是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教材。

铁质贱甚，从古无铸钱。起于唐藩镇魏博(1)诸地，铜货不通，始冶为之，盖斯须之计也。皇家盛时，则冶银为豆(2)，杂伯(3)衰时，则铸铁为钱，并志博物者感慨。选自《天工开物·冶铸》

(1)魏博：唐末藩镇有魏博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南部大名县。按铁钱之铸，始于汉公孙述，南朝梁时亦铸，非起于唐也。

(2)冶银为豆：明代皇帝赏赐臣下的物品中有银豆。

(3)杂伯：伯即霸，杂伯指割据政权。如五代十国之马殷即大量铸铁钱。

铁这种金属价值十分低贱，自古以来没有用铁来铸钱的。铁钱起源于作为唐朝藩镇之一的魏博镇地区，由于当时藩镇割据，金属铜无法贩运，才不得已而用铁来铸钱，那只是一时间的权宜之计罢了。在唐代皇家兴盛之时，曾经用白银铸成豆子来玩耍取乐，而到了后来藩镇割据而国家衰落时，就连低贱的铁也只好拿去铸钱了！就一起记在这里以表示博物广识者的感慨吧。

《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

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江西奉新县宋埠镇牌楼村人。明末清初科学家。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他2次考中举人。但以后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五次跋涉，见闻大增，他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他在田间、作坊调查到许多生产知识。他鄙弃那些“知其味而忘其源”的“纨绔子弟”与“经士之家”。在担任江西分宜县教谕（1638~1654）年间写成了《天工开物》。

他在《序》中描写这段情况时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乞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想加以验证而无钱，想与同人们讨论真伪而无场馆），只得“炊灯具（备）草”，日夜写书，但“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出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县学教官）。期间，他将其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知识加以总结整理，编著了《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由其朋友涂绍煃资助刊行。稍后，他又出任福建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推官、亳州（今安徽省亳州）知府。明亡后作为明遗民，约在清顺治年间（公元1661年前后）去世。宋应星一生讲求实学，反对士大夫轻视生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