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1 07:55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年，朝鲜宪宗十年）二月十五日，闵应植出生于朝鲜忠清道镇川。他本来是闵泳愚的儿子，出身骊兴闵氏文度公派（即元敬王后之父闵霁的后代），后被过继给三房派的闵汉俊为养子，在宗法上成为仁显王后之父闵维重的八世孙。他年轻时贫困落魄，闵妃被封为朝鲜高宗之王妃后，境遇稍好，居住在忠清道忠州的长湖院，光绪五年（1879年，朝鲜高宗十六年）以后做了敦宁府参奉、汉城府主簿、世子翊卫司左翊赞等一些小官。
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九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爆发反对闵妃集团的“壬午兵变”，闵妃在洪在羲（后改名洪启薰）的保护下逃出宫廷，并由尹泰骏、闵肯植、李容翊等人陪从南逃，经过骊州闵泳纬（闵应植在宗法上的叔父，闵汉俊之弟）家，为确保安全，又逃亡更南面的忠州长湖院闵应植私宅中避难。后来清朝军队平定了壬午兵变，闵妃也于同年七月二十六日从闵应植私宅中出发，由100名清兵护卫还宫。闵应植在壬午兵变中为保护和安顿闵妃而立下大功，开始平步青云。
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十月，闵应植参加科举考试，获增广文科丙科及第，从此踏入政界。他颇得闵妃重用，先是在及第后不久被密派往中国和日本探察形势，光绪九年（1883年，高宗二十年）五月归国后，他在新设的军国事务衙门（内衙门）任参议，很快又擢升为该机构的二把手——协办，并兼任亲军后营营务等实权职务，与闵台镐、闵泳翊、闵泳穆并称“四闵体制”，垄断朝鲜政权。因此，他与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势成水火。金玉均等人在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夏天以后计划发动政变，诛灭四闵，夺取政权，实行改革。但闵应植在八月被外放为平安道观察使，因而在当年十月十七日发生的“甲申政变”中，闵泳翊被开化党砍成重伤，闵台镐、闵泳穆遇刺身亡，唯独闵应植幸免于难。所以闵应植的地位在甲申政变被镇压后更加突出。
闵应植在平安道期间奉命练兵，光绪十一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夏，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不仅因朝俄密约事件而造成中朝关系恶化，而且还有亡命日本的金玉均试图反攻朝鲜的传言，于是高宗命闵应植统率2000名箕营士兵南下汉城，保卫王宫，闵应植也在同年五月调回中央，除授亲军左营使，后任协办内务府事。此时闵氏家族的头号人物闵泳翊已远走中国，“应植自泳翊去，殊得宠”，历任礼曹、工曹、刑曹、兵曹、吏曹、户曹判书及督办内务府事、三道陆军统御使、判义禁府事、议政府左参赞、海沿都总制使等要职。光绪十七年（1891年，高宗二十八年）闵应植出任礼曹判书时，发生了防谷令事件，他对日本的赔偿要求表示坚决反对。
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闵妃集团乞求宗主国清朝出兵镇压，日本军队不请自来，与清军在朝鲜对峙。六月二十一日，日军突袭汉城景福宫，扶植闵妃的政敌兴宣大院君李昰应（高宗李熙的生父）上台执政。至此，闵妃集团的政权瓦解了。闵应植作为闵妃集团的骨干，遭到了惩罚。次日，高宗在日本人的压力下颁布教旨，谴责闵应植“创营而多变，更抽税而招物议”，下令将他罢免官职，流放到全罗道古今岛。闵应植在日军袭击景福宫之际就已逃窜，史载“应植与其子丙昇（承）戴雨笠，跣足佩草鞋，扮作轿夫，出崇礼门，坊人瓦砾掷之，指笑曰：‘此昨日闵辅国也！’”闵应植逃到英国领事馆避难，但得知被流放古今岛的命令后仍登程赴配所，途中还遭遇了海盗。同年九月十二日，命闵应植放逐乡里。
此后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驱逐了中国在朝鲜的势力，朝鲜的亲日派也在日本的扶持下展开“甲午更张”。到了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闵妃卷土重来，从亲日派手中夺回政权，闵应植也于当年七月获得赦免。但由于很快发生了“乙未事变”，闵妃在宫中被日本浪人暗杀，政权重回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派手中，故闵应植没能再度跻身中枢。此后他做了中枢院议官、宫内府特进官、议政府赞政等有名无实的高级官位，并赐勋二等太极章。大韩帝国光武七年（1903年）3月22日，闵应植病卒，享年六十岁。
闵应植死后，高宗下诏称：“此重臣敦厚之姿，沉重之量，处事谨慎，寡言善行。向年之终始卫护，可见其至诚尽忠。迄未究用，遽胡然矣？心焉伤衋，良庸叹惜！”并亲撰祭文，派秘书丞祭奠，追赠其为议政大臣，赐谥号“忠文”。
总体来说，闵应植虽然以外戚身份干预朝政，但并未像与他同时的权臣闵泳骏那样臭名昭著。所以有史料说他“颇顾瞻物议，不敢恣擅，或时振拔淹滞。趋时者倡言：‘园洞台有公心。’园洞者，应植所居坊也。”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亦评价道：“闵应植虽无才具，而持重耐烦，能识大体，在诸闵中为最优”。
黄玹《梅泉野录》记载称闵应植“貌黑体庞，又嗜饮鼻齄，举止朴野”，因而遭到当时很多士大夫的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