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王小波获硕士学位，他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继续修改《黄金时代》。其间得到他深为敬佩的老师许倬云的指点。

王二

王二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也是“多余人”。他是个21岁的青年，思想敏锐，忍受着饥饿、蚂蝗、繁重的劳动对肉体的折磨、忍受着军代表这样的恶人的压迫，却无法逃避，内心里滋生了仇恨意识、陷入孤独与苦闷。王二的性格刻画出人的本能需求与物质精神贫乏现实间的某种冲突。

陈清扬

《黄金时代》开篇就在讨论下放女医生陈清扬是不是“破鞋”的问题。群众说她是破鞋，她就是破鞋，不承认也是破鞋。苦闷中，王二的提议“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子”，她接受了，也就间接地接受了她是破鞋的事实。紧接着陈清扬为了“伟大友谊”荒唐地接受了王二的性交提议，而“伟大友谊”又迎合了陈清扬寂寞心灵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她反常态的接受现实、抗争现实埋下伏笔。以至于到后来一听王二被尖嘴婆打了一板凳昏过去了，披头散发眼睛红肿地就从山上奔下来，明目张胆地暴露自己的破鞋行径，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向世人宣布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陈清扬是破鞋，这才是对现实最有力的反抗和嘲讽。

《黄金时代》的故事背景是“文革”时期。那是一个个人无助而政治权力无所不能的年代。作为人，很难有个人的意志和尊严可言。极权统治下，指鹿为马，鹿就是马。人只有接受这种现实，而无“证明”自己的可能。说不准何时就会一下子倾家荡产、性命难保了。所以谈起那个年代，许多过来人都心有余悸，一点儿都不具有令人解虞之处。但作者却将这种恐怖化作了一种荒谬。

《黄金时代》一开头就让人感到故事的叙述者王二的心态极为独特。像拿被人污为“破鞋”和袭击队长家的母狗的事件等作嘲弄戏谑的材料，只有心灵的自由度已臻于极致才有可能。这种心态，虽说也源自荒谬的意识，却比现实的荒谬技高一筹。小说的主人公王二不仅对身外无法改变的现实取全盘承认的态度，而且更进一步，以毒攻毒。这是一种“既然如此，不妨如法炮制”的态度。被发落到边疆农场的医科大学毕业生陈清扬，仅仅因为是结了婚的女人，“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就被舆论污为“破鞋”。据王二看，只有两种方法洗刷，一是把自己整得姿色全无，没了当破鞋的本钱；二是干脆偷汉，当名副其实的破鞋。第一种是自我折磨自我摧残，不足取。王二赞成第二种，总之是清白不得。这是一种看透了荒谬、自觉不值得在理性层面上与之较量才产生的心态。由此导致了王二式的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

铺天盖地的性爱描写是《黄金时代》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因为这些恣意大胆的文字，当年小说的出版遇到了很多波折。王小波曾说：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写到性，这种写法不但容易招致非议，本身就有媚俗的嫌疑。我也不知为什么，就这样写了出来。现在回忆起来，这样写既不是为了招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性爱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础上产生男女之间、使人获得特别强烈而愉悦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交往，在这个意义上两性世界的和谐与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人类在多大程度上珍视和创建一个成熟、健全的性爱生存境况和发展机制。

小说让读者了解非性年代带给人们束缚的同时，也用稀松平常的口吻展现了人们对性的真诚渴望，竭力规劝和引导着大众对性的健康认知，这对节制原欲时期的人来讲是写实快感的还原，对现代人而言，也是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表达。王小波笔下的性同以往文学中的性有很大的不同，他既不同于劳伦斯把性写成美，也不同于《金瓶梅》把性写成丑，以警世劝善为目的。他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

《黄金时代》还原了“文革”时期荒诞的社会现象。谈到“荒诞”，很容易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寻到踪迹，如卡夫卡、尤奈斯库、贝克特等人的作品。当时的中国也同样存在着荒诞现象，只是在“集体遗忘”的氛围里，敢于或者愿意将此揭露出来的作家并不多，王小波算是其中一个。他的文字以一针见血的迅猛气势，让被普通民众甚至有些文人学者刻意“神秘化”的荒诞现象，在读者面前赤裸裸地重现。

例如，民众将伦理道德、作风品质作为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大规模声讨陈清扬时，不去探究评判的标准，只基于自身毫无证据的立场，主观臆断得出罪行，空降到自以为不偏不倚的目标身上，并且对于这种情况大家都以毫不自省的姿态习以为常。王小波的小说作为坚持真相的一方，让读者清楚了解到，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道德底线其实早已跌落至最低点，民众以给别人判定空无的罪行进而显示自己的高尚为乐。如此令人发指的丑陋行径，却难以见诸于作家的笔瑞，《黄金时代》是不可多得的展示时代荒诞真相的作品。

《黄金时代》刻画了极具叛逆和颠覆个性的陈王二人，也刻画出一群灵魂丑恶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人物，尤其是陈王二人的形象所蕴涵的文化精神价值给读者以新的启示。但小说不仅刻画人物，小说的指向是对“文革”历史的现实批判，对深层次的理性、自由和个人生命的张扬。

音乐性

按照申克的音乐分析学说，可将《黄金时代》运用倒叙、插叙等手法的混杂排列，看作是作品貌似混乱的“前景“。“前景”当中，过去的故事和后来的故事同时交错进行，时序颠倒和空间变换极其频繁，加上有时含糊不清的时间场景增加了“调性”的模糊性，叙事层面非常繁复，多头绪，令人眼花缭乱。而“中景”作为“前景”与“背景”之间的结构层。“文革”时期和九十年代这两条时间线索恰似两个大的结构和声骨架，支撑了一个完整的结构线条。在申克分析法中，支持一个结构线条的两个结构和声骨架是连续进行的，第一个和声骨架中的结束和弦同时也是第二个和声骨架中的开始和弦。此处虽借用了这种理论说法，但《黄金时代》的不同在于，这两个结构相声骨架（两条时间线索）并非连续连续地顺序进行，而是以穿插、跳跃或延续的方式支持整个结构线条（整个故事）。“背景”则由一种深层的逻辑力量所拿控，使整部作品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机整体。每个章节和部分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却以充满内在的结构张力和控制力，完满表达了作者自由、独立、真诚而丰富的个人意识。

叙事

《黄金时代》的叙事基调为以它命名的小说集的其他小说奠定的基调，并且是时代三部曲创作的轴心，轴心的基本单元就是“王二模式的人物代这种人物的生存状态是与时代的主流不合拍、特立独行、唯美、仗义。小说在形式上走下体写作的模式，骨子里却扬人文主义精华。最关键的是在《黄金时代》里的王二即是介入者又是旁观者，介入的时候可以是激情澎湃，旁观的时候冷静深邃。这种手法确有独到之处。

《黄金时代》的叙事由两条线索交织而成：一条是王二回忆他和陈清扬在农场搞破鞋、接受批斗、写交待材料，后来农场放他回内地的过程；一条是二十年后陈清扬和王二在北京重逢，陈清扬参与到王二的回忆中来，提供了她的视角，补足了王二的叙述。王二主导的线索侧重于行动，陈清扬主导的另一条线索侧重于言说。在后者展开以前，与陈清扬的差异所在对于王二来说仍然是未知的。这使得小说中两种视角得以区分开来。小说写领导叫他们写交待材料：“我用复写纸写，正本是我的，副本是她的。我们有一模一样的交待材料”。在王二看来，他们要交待的问题应该是一样的。然而他的交待材料越写越长没有尽头，陈清扬写出了自己的交待以后，却彻底终结了这一切。对陈清扬而言，现实的真实并不是真正的真实，内在的真实才是。只有在后者面前，现实政治的逻辑才会最终失效。

陈清扬到底不是圣徒，却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不朽。小说颇具象征意味地讲到她的女儿：“那孩子刚出世，像个粉红色的小猪，闭着眼一口叼住她那个地方狠命地吃，一直把她吃成个老太太，自己却长成个漂亮大姑娘，和她当年一样”。陈清扬的女儿在血缘上和王二没有关系，却一口咬定王二是她的父亲。她的身上流着王二精神上的血脉，正如陈清扬的人生经由与王二的伟大友谊而完成。如果说王二的生猛，可以理解为查拉图斯特拉还停留在只认识到权力意志的阶段，那么在得知陈清扬女儿的消息以后，他会不会从中领悟到永恒轮回的道理。在小说结尾，陈清扬的火车开走，王二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熟悉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读者会想到，这不仅是两个人的分别，也是王二完成了对于自己身上陈清扬的影响的整理工作。陈清扬的黄金时代及其破灭，已经永远地嵌入到他的生命之中。因此，尽管陈清扬此后并未在王小波以王二为主人公的小说中再度出现，她却已经成了王二成长道路上的认识上的前提。在书写革命时期的爱情的开端，远远地站着这样一个现代女性版本的苏格拉底。

语言

《黄金时代》经常选择一般用于论文写作的逻辑话语来叙述故事。如交代故事情节时，喜欢用“这事经过如下”“事情是这样的”等语句进行引导，就像是举例子论证观点；表明态度的时候，往往不直接评论，不直接描写心理活动，而是说“在我看来”“我是这么想的”，这仿佛又是在辩论中提出观点。小说通过大胆地拆解了语言的体裁界限，把论文的逻辑性话语引人文学体裁之中，从而在小说文本里建构了一种推理论证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作者的笔墨也就直接落在人类的思维方式上面，尽情地抒写思维的障碍。

其中最典型的语言形式是伴逻。如中篇小说《黄金时代》不时展开形式逻辑三段论的陈述，仅仅第一节就进行了三个逻辑分析：陈清扬是不是破鞋：我”有没有打死队长家的狗；陈清扬是否与“我”搞破鞋。这种煞有介事的样子，好像是摆明了要讲道理，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黄金时代》的“黑色幽默”语言直接指向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它既具有一种形式的特征，同时又富有深厚的文化意义，是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当它把表达性话语与逻辑性话语融合的时候，它拆解了语言的社会界限，尤其是使这两种话语构成矛盾，形成伴渗式的“遗忘”，这就不仅仅是词汇、话题的变更，更是思维方式的相互博奔，仿佛多元的声音在此对抗着、辩论着、应答着。这种语言想象在洞透理性的局限中，激发了人们对生活的阵阵笑声，形成了“思维的乐趣”。《黄金时代》的语言并不是独立地呈现为一种风格，而是与其展示的生活熔铸为一个整体，因为“黑色幽默”的生活生产“黑色幽默”的语言，“黑色幽默”的生活也需要通过“黑色幽默”的语言来叙述。这个“黑色幽默”是想象生活的障碍，通过想象探究人生世事的问题状况。小说构建的是一个道德两难的人生境况，从中见证人生的不完善，“一切都不会完全如愿以偿”，从而引起对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的追问。

对性的态度

中国以往的绝大多数小说都被笼罩在羞耻心文化的阴影里。《红楼梦》里性描写很含蓄，淫丧天香楼等场面作家写了又删了；《金瓶梅》里性描写很放肆，但写一段就要配一段造责或说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作者对当时还是禁区的性领域做了可贵的开拓性探索，可他笔下的男主角却备受性的困扰和折磨，经历了一段可悲的自闺过程。这些都是羞耻心文化的不同表现。按文字的本意，羞和耻本来都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部位，是长期的社会文化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赋予这些与性活动相关的部分以负面价值。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意识到要超越这种观念的種楷。文学创作中对羞耻心文化有不同的超越方式。劳伦斯是一种方式，他认为性就是美，他在小说中给性活动以至善至美的描绘。《黄金时代》不同，它肆意嘲讽对性的表里不一，但同时对性作游戏式的处理，不是将性美化、神圣化，而是将性的价值中立化。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当“我”不承认人们给性施加的丑名时，口气随意而平淡，让读者阅读时也滤去了那些故弄玄虚的羞耻色彩，从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在作者看来，围绕性兴师动众本身就是可笑的。性关系只是当事人的私事，用不着别人去干涉。干涉本身就让人发笑。只有人们对性的态度坦然了,不再大惊小怪了，人们的心理才是健康的。

荣誉表彰

1991年，小说《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

2018年9月27日，《黄金时代》入选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青岛市作家协会承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辑白桦说：“《黄金时代》把以前所有写性小说全枪毙了！”

作家刘心武：“《黄金时代》不是一般的好。太好了。”

文学评论家宗仁发：“《黄金时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罕有的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文学经典地位的作品，王小波牢牢地抓住了小说的本质，他所达到的境界远远超越了人们对当代文学的习惯认知和评判。他把生活和小说本应共有的精髓，用最有趣的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赋予人物和故事妙不可言的意义。如果我们在当代文学中寻找伟大的作家，王小波应该算上一位；如果要寻找伟大的中国小说，《黄金时代》无疑也要列入其中。”

《黄金时代》先是由台湾《联合报》连载。接着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在这个版本中，刊有台湾《联合报》组织的评奖过程和“决审意见”。

1992年3月，香港繁荣出版社愿意出版包括《黄金时代》在内的三篇小说合集，出于市场考虑，商家给书命名为《王二风流史》，收入“风月系列”。

1993年，以《黄金时代》命名的小说集送到一家出版公司。编辑看好，但最终还是没通过。之后，《黄金时代》又送到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社聘请的外编陈琼芝看好这本书，领导却不肯出。最终让《黄金时代》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是华夏出版社的老编辑赵洁平。赵女士的父亲有“中国知青之父”的美誉。赵洁平不是知青，但她对知青的理解可想而知。她决心要把王小波的书推出来。趁总编辑外出期间，她打了一个时间差，让《黄金时代》国内版在1994年问世。

王小波（1952—1997），自由作家。1952年5月13日出生于北京。1968～1970年云南农场知青。1971～1972年山东牟平插队；后担任民办教师。1972～1973年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工人。1974～1978年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工人。1978～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生。1982～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师。1984～1988年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8～1991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91～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1992～1997年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逝世于北京。终年45岁。主要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