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1 02:32
中越宗藩关系是指在公元10世纪末叶到中法战争（越南语：清法战争 Thanh-Pháp Chiến tranh ）结束以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中国（越南语：Trung Quốc）和越南（越南语：Việt Nam）两国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册封与朝贡的宗藩关系。
自宋以降，中国历代王朝对与越南的宗藩关系，既有理想主义的一方面，也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其理想是维持这种宗藩关系的模式，保护藩臣，但当其不能阻止新王朝的篡立时，便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承认篡立的新王朝而继续与其保持宗藩关系。明末清初，越南存在有南方的广南阮氏（越南语：Quảng Nam Nguyễn Chúa）、北方挟后黎朝（越南语：Nhà Hậu Lê,）皇帝而令诸侯的郑氏（越南语：TrịnhChúa）和盘踞高平一隅的莫氏（越南语：Nhà Mạc）三个割据政权。南方阮氏无法与中国联系而游离于中越宗藩之外，而郑氏和莫氏，不管其是否正统，都受明清的册封，现实主义态度尤为明显。
从越南独立起到后黎王朝时期，中越宗藩关系一步步地由随意性的越南王室向中原王朝“输诚”的方式逐渐走向具有特定内容的、制度化的朝贡关系，并且最终凝固成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藩属国对待宗主国的朝贡制度。这一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形成、稳固和发展等三个阶段：越南独立起至前黎王朝为形成阶段，李朝至陈朝前期为稳固阶段，陈朝中后期至后黎王朝为发展阶段。清承明制，也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对越制度，赐越南国王镀金驼钮银印。
以朝贡和册封为核心内容的中越宗藩关系，在实施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双方国力的消长，也曾不止一次的出现过边衅和战争，因而暂时中断了宗藩关系。越南统治者大多能灵活地利用外交手段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在贡表中常常赌咒发誓说“臣敢不终身正行，抗节致忠！金石此心，永荷乾坤之德；涓埃其报，仰酬海岳之恩”，背地里却寇边犯界不止；哪怕是对于名义上的臣子礼数，也是阳奉阴违，推委逃避。公元990年，宋朝使者来到越南宣读皇帝诏书，“（黎）桓受诏不拜，言近岁与寇接战，坠马伤足故也。”
越南陈朝时期，蒙古军大举侵越，为了能在“当时世界上最强暴的帝国之旁生存下来”，陈朝主动派大臣赴蒙古汗廷，表达“纳款臣附，遣使贡方物”的意向，忽必烈汗“遂封（陈帝）为安南国王”，颁给“虎符国印”，赐给锦缎等礼物。此后十多年间，忽必烈虽倾全力灭宋，但对越南不断施以高压，口气逐渐强硬，在1267年的诏书中就提出臣服“六事”：“凡有归附之国，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以数事以表附之深诚也。”蒙元使者频繁奔赴河内，反复敦促陈朝履行“六事”，尽管元廷对越南“君长亲朝”一事作出某种“变通”——“倘（安南国主）有他故，必不果来，可令子弟入朝。”但陈朝使出“滚刀肉”的本领，以“居丧”、“有疾”、“道路悠远”等各种借口搪塞推辞，不肯就范。并多次与蒙元发生战事。
从总体上看，越南王朝，即使在其与中国的战争中获胜，也自知无法与强大的中国长期为敌，往往遣使“谢罪”、“待罪”，吁恳请封，继续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因此，边衅和战争是短暂的，中越宗藩关系绵延近千年之久。
中越宗藩体制的解体，是法国殖民扩张的结果。
1787年，安南阮嘉隆王为获得法国的支持，复国，与路易十六缔结了不平等的《法越同盟条约》。该条约虽因法国大革命爆发而未批准生效，但却成了法国在越南侵略扩张、中越宗藩体制解体的导火索。1802年，嘉隆王收复安南，改国号为越南，恢复和巩固了中越宗藩体制。
进入近代以后，法国、西班牙联军于1858年、1862上两次入侵越南，迫使越南签订《西贡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宗藩体制受到极大削弱。1867年，法国进一步侵占了湄公河三角洲的永隆、嘉定、安江、和仙、边和、定祥等南圻六省，建立了法兰西交趾。1874年，又迫使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规定越南完全置于法国保护之下，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中越宗藩体制遭到毁灭性破坏。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郑重申明：越南“自古为中国属邦，故中国政府不能公认此条约”。1861年，驻法公使曾纪泽再次正告法国：“越南受封中朝，久列藩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
1882年，法国侵占越南都城东京，中国水陆两路应越南政府请求出兵越南。中法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1883年5月，刘永福黑旗军大败法军。法国不断增兵，8月，法军攻占顺化，越南被迫缔结《顺化条约》。条约规定“越南政府自承认为法兰西之保护国，中国不得干预越南政事”，公开否认了中越宗藩关系，将越南完全置于法国保护之下。对此，清政府在军事上积极部署，严阵以待。越南主张抗法的军政大臣阮文祥、尊宝等于1883年11月发动政变，逼阮福升饮鸩身亡，另立建福王，下令驱逐法国侵略军，废除《顺化条约》，请求宗主国清王朝出兵援助抗法。
1883年12月，法军大举进犯清军驻地山西市，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山西、太原、北宁、兴化连连失守，越南顺化朝廷投降法国，清军极为不利。清政府试图退出战争漩涡，“朝廷念出师以来，越不知感，法又结仇，兵连祸结，殊非万全之策”。于是，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福诺禄签订了《天津简明条款》，规定中国从越南撤兵，承认越南与法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法国承诺不侵犯中国，与越南议改条约内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的体面字样，即隐晦地承认中国对越南拥有名义上的宗主权。条约受到清朝朝野的普遍反对，一时弹劾李鸿章者多达47起，“指为通夷，致比秦桧、贾似道，朝廷亦屡切责之”。法国议会也以条约有默认中国保留宗主权的意味，不予批准。中法之间重启战端。
随后法军进犯台湾，刘铭传率军英勇抵抗，击溃了法国的入侵。法军进犯马尾，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官吏的迂腐，贻误战机，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正式对法宣战。由于清政府的软弱、腐败，尽管中国军队取得了镇南关大捷，重创了法军，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最后，清政府还是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法新约》），彻底输掉了这场战争。
至此，中越宗藩体制完全崩溃，中国丧失了对越南的封建宗主权。
历史上的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以宗藩关系为主。 宗藩关系是中国社会文化“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理念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要求周边国家对中国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
越南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濡染，政治制度仿效中国，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如法炮制，与比它弱小的周边占城、真腊(柬埔寨) 、哀牢(老挝) 等中南半岛国家及部落建立了同样的宗藩关系，称“亚宗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