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薛最著名的本事就是在驰骋之际仍能运弓自如，譬如旋转180度并立即瞄准、攻击敌人。他们常以半月形的阵式突击敌人，从两侧进行包围。这种战术不能奏效时，他们就迅速撤退，诱敌追击。

入元以后﹐大都和皇城的一般军事防务改由五卫亲军担负﹐但万名以上的怯薛依旧保留﹐备受优遇﹐每年有江南户钞作岁赐。怯薛成为元朝高级军政官员的最主要来源。官员以怯薛出身最为显贵。四怯薛长在朝中担任最重要的官职﹐如元世祖忽必烈时的四怯薛长安童﹑月赤察儿﹑忽都答儿﹑玉昔帖木儿﹐在朝中任中书右丞相﹑知枢密院事﹑中书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怯薛歹作官﹐径由怯薛长官推举﹐皇帝直接任命﹐不经中书省议奏﹐称为“别里哥选”。最显贵的怯薛官可以一开始就授予一品大员﹐但阀阅低微的怯薛歹也有个别出任九品小官的。各品秩内外官都有怯薛歹出身的人员﹐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不平等待遇在怯薛歹入官时同样存在。汉族怯薛歹多是元朝勋旧的子弟﹐元成宗铁穆耳以后﹐元廷明令不得再收汉人﹑南人入怯薛。作随朝官员的怯薛歹﹐依旧保持原来的执事身份﹐按规定日期入宫廷服务。有些元代文牍记载这种双重身份﹐如宝儿赤某太师﹑速古儿赤某丞相。有些怯薛执事发展成专门官衙﹐如以几百名速古儿赤组成侍正府﹐由宝儿赤领尚膳院等。

组成怯薛的人员，根据忽必烈在位时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四种：

一是出自先朝大汗的拨赐或所分子的拖雷家族所属世臣的子弟，如畏兀儿人孟速思，年十五，尽通本国书，成吉思汗征至，以授拖雷，后复事忽必烈于潜邸。真定藁城是拖雷系的封地。1250年，唆鲁禾帖尼命择邑中子弟人侍，董俊子文用受征，侍忽必烈于潜藩，“主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蒙古惯例，诸王都有自己规模不等的怯薛护卫组织。上述的这种人便是构成忽必烈在潜藩时的怯薛队伍的主要部分。

第二是忽必烈即皇帝位后所征召的贵臣、官员子弟。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忽必烈一即位，立即征诸道兵六千五百人赴京师宿卫。这些人大概都是当时由忽必烈所控制的军民官员的子弟。李擅子彦简充质子，张弘范任御用局总管，无疑都是这一类的应征者。至元十年(1273年)，西北诸王亦奉诏各遣贵族子弟来备宿卫。如唐古人阿波古，曾事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者阿鲁忽，其子亦力撒合被遣来大都，充任速古儿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在元代，臣属将自己的年轻子弟奉献给皇帝或诸王作为怯薛是一种荣誉的义务，同时也是登仕的捷径。怯薛的地位是颇高的，因此，元朝的怯薛人员，绝大部分是贵族阀阅与高官世家的子弟世袭担任的。

第三是从质子中擢拔。质子，即所谓秃鲁花。《元史·兵志》：“或取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曰质子军，又曰秃鲁华军。中统四年，忽必烈诏“统军司及管军万户、千户等，可遵太祖之制，令各官以子弟入朝充秃鲁花”。江南平，敕江南归附官三晶以上者遣质子一人人侍。对少数民族，如彝族的杨、田两家，亦以其子弟人质。臣附的高丽、安南诸国也责令遣质子来京。至元二十年，“定质子令，凡大官子弟，遣赴京师”。但在元朝时期，以质子而得充宿卫者固属多有，然质子似并不皆得充宿卫。故在《元史·舆服志》中，质子与质子之在宿卫者是相区别的。

第四类是一些异能之士，通过赏识与荐引而人侍左右者。汉人中的刘秉忠、姚枢等都是以此为进身者。皇帝的怯薛沿用成吉思汗定制，定员大体为一万人，分四番轮流人值宫中，每番三日。因为领四怯薛的四杰中，博尔忽与赤老温皆无后嗣，故第一怯薛例由皇帝亲领，第四怯薛则右丞相兼领。忽必烈以后，皇帝怯薛的队伍越来越扩大，最多达一万七千余。元朝定例，皇帝死后，其怯薛组织照样保留，人员往往还维持七八百人。这样，累朝都有各自的怯薛，诸王又有各自的怯薛。总计起来，怯薛的数额是相当庞大的。怯薛的职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宫殿的警卫外，他们承担皇帝的饮食、服饰、车马、医药、巫卜、奏乐等生活所需的一应事务。

“凡怯薛长之子孙，或由天子所亲信，或由宰相所荐举，或以其次序所当为，即袭其职，以掌环卫，虽其官卑勿论也。及年劳既久，则遂擢为一晶官。”其他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悉世守之，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之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中有云都赤，乃侍卫之至亲近者，虽官随朝诸司，亦三日一次轮流入直。负骨朵于肩，佩环刀于腰，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时若上御控鹤，则在宫车之前；上御殿廷，则在墀陛之下，盖所以虞奸回也。虽宰辅之日觐清光，然有所奏请，无云都赤在不敢进。今中书移咨各省，或有须备隶奏文事者，内必有云都赤某等，以此之故。”元朝“以国语(即蒙古文字)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

怯薛充当使臣，承担出使任务。怯薛遣使是元代使臣所独有的特色。衔命出使的怯薛身份官职显赫，素质才能较高，有着出色的表现。元代怯薛遣使具有相当规模，对朝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礼典总序·遣使》：“昔我国家之临万方也，未来朝者遣使喻而服之，不服则从而征伐之，事在政典，此记使事而已。天下既定，郡县既立，有所询问考察则遣使，致命遐远则遣使，皆事已而罢”。

在元代使臣出使的242个行次中，怯薛遣使共计23次，所占比例达到8.78%。另外有许多未曾明确指出使臣姓名身份，但有“内臣”、“近侍”等身份暗示的，其间当也包括部分怯薛。这样，怯薛出使大约占到出使总数的十分之一强，在元代使臣中占有一定的规模。怯薛遣使是元代使臣异于其他朝代的一个重要特征。石天麟的事迹最为感人。他自幼入为太宗宿卫，宪宗六年出使海都，不幸被其拘囚，守节不屈，前后二十八年方得释归还，堪与守节不屈的苏武相比。著名史家赵翼将其归入《守节绝域》之中。

部分怯薛使臣才能出众，身份高贵，具备较高的素质。除了与皇帝天然的亲密关系之外，怯薛使臣之中不乏博学多才、明达干练者。其中很多还出身元勋贵胄。如爱薛具备多方面的才能，神道碑称：“公刚明忠信，能自致身立节，于西域诸国语、星历、医药无不研习。”

由于怯薛出职容易得到好官，当时不少人想方设法加入怯薛，“富者财力一到，便可干别里哥，早得名分”，“人争羡慕谓投当怯薛者，即可得六品管民官”。

怯薛入仕官员不乏饱学之士，由于他们的突出才能，在担任官职后受到皇帝的赏识，从而被破格特授。如南人李拱辰，“以善译语得备宿卫，大德三年秋，授承事郎，高邮判官，……英宗在潜邸，夙闻公名，至治二年春，特授公御史台都事。”由于他善译语，英宗在潜邸就闻其名，即位后特授御史台都事。怯薛入仕后，能够在本职岗位上做出政绩，得到皇帝的肯定而被迅速提升。《申斋集》载：“和和，本哈喇克沁氏，成宗即位，……命宿卫皇太后，积劳为宣徽院都事，……四年春，仁宗即位，……嘉其参议中书，能屡定大计，赐东宫经史，至是转大中大夫，仍参以中书省事。……”怯薛在元朝中后期已经成为高等官员的储备库，且是蒙古勋贵中儒化较深的集团，成为元朝儒化日益加深的代表，并承载了相权制约皇权的作用。

据蒙古古代诗人记载，成吉思汗在对那些老卫士发表讲话时以华丽的语言赞扬和鼓励他们说：“朕之忠心耿耿之众卫士，汝等竭诚效君王，鬓发各已苍。

云夜卧于外，星夜巡宫旁。飘飓风雪里，谨护肤营帐；

倾泻大雨中，护朕编壁房；棘针风骚骚，透衣雨冰凉。

但为朕眠安，谨守终夜长。众敌伺于周，汝等拒之荒。

相戒不瞬目，刀剑放光芒。但得君命招，应声立朕旁。

朕今登极位，赖众苦勤工。

元·刘致《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曲：“怯薛回家去，一个个欺凌亲戚，眇视乡闾。”

元·张宪《怯薛行》：“怯薛儿郎年十八，手中弓箭无虚发。”

清·袁枚《随园随笔·领侍卫内大臣》：“至《元史》所称怯薛，则今之侍卫矣。”

怯薛军构建了蒙古帝国的统治基础，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设中书省、枢密院执掌军政事务。此后，怯薛的行政职能显著衰退，从事较单纯的宫廷服侍和宿卫的本职工作。然而，怯薛在内廷仍有影响御前决策、挟制宰相等某种形式之参预朝政的情形，成为元代政治的较突出的问题。怯薛歹是皇帝近侍，最受宠信，常常为自己、为他人向皇帝求官，请求各种赏赐，而且插手朝政。外臣、大商贾、僧道等在朝廷营私舞弊，多是勾结怯薛歹进行的。从大德六年(1302)到至大元年(1308)，不经中书省而由近侍直接奏准发下的玺书达六千三百多道，内容涉及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怯薛军的这些行为给朝政造成混乱，成为元朝统治日趋腐朽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