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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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沅(1730年9月29日-1797年8月24日),湘蘅,一字秋帆,小字潮生,自号灵岩山人,祖籍安徽休宁,生于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中国清朝乾嘉时期官员、学者。

人物生平

求学时期

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1730年9月29日),毕沅出生于镇洋(今江苏太仓)。毕氏先世居于安徽休宁,至明代时避居苏州昆山,又迁居太仓州,后太仓州中毕氏居住地被另设为镇洋县,毕沅家遂占籍镇洋。

毕沅幼年失父,由母亲张藻养育成人。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教授毕沅《毛诗》《离骚》,毕沅能做到过目成诵。他十岁时知悉声韵,十二岁习制举义,十五岁能作诗。稍长之后,至苏州灵岩山读书,跟随著名学者沈德潜惠栋从学,学业大为长进。

一举夺魁

乾隆十八年(1753年),毕沅于顺天府乡试中举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举人身份授内阁中书,负责撰拟、结写诏令。后来入值军机处,担任素有“小军机”之称的军机章京,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三月,毕沅参加会试。四月参与殿试,五月被乾隆帝擢为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

毕沅中状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他的仕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迁左庶子

治理陕甘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帝以其“才可大用,非词臣能尽其所蕴”,特旨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曾随总督明山出关堪查屯田。后调安肃道道员。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授陕西按察使。乾隆帝出巡,毕沅朝见,奏告甘肃大旱,乾隆帝诏赈济,免速欠田赋400万。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擢陕西布政使。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擢陕西巡抚。黄河、洛水、渭河泛滥成灾,开仓赈济,救了若干人的性命。募民开垦荒地80余顷。疏渠灌田。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墓。缮修华岳庙等名胜古迹。征集碑刻,储藏于学宫。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赏戴花翎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听说有个叫高朴的官员在叶尔羌私采玉石,运送回京。毕沅逮捕审讯高朴的仆人,没有问出什么。乾隆帝降旨斥责毕沅草率。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因母亲张藻去世,毕沅离职守丧。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陕西巡抚缺员,乾隆帝诏:“毕沅在西安任职很久,在家守丧快一年了。特命毕沅署理陕西巡抚。这是特殊情况,不是开在职守丧的先例。”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甘肃河州发生内乱,毕沅会同西安将军伍弥泰提督马彪等率兵前往镇压,事平论功,乾隆帝赏毕沅一品顶戴。甘肃一些州县谎报灾情,冒领赈济,毕沅未据实参奏,乾隆帝让毕沅自行定罪。毕沅请罚款白银5万两,以充军饷。御史钱沣奏劾毕沅之罪应与冒赈等同,当照冒赈议处。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降旨,褫夺一品顶戴,降为三品。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复为一品顶戴。守丧期满,实授陕西巡抚。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甘肃再度发生内乱,毕沅遣兵镇压,受到乾隆帝的奖励。

历抚豫荆

乾隆五十年(1785年)二月,调为河南巡抚。毕沅上疏指出黄河北岸一带连年干旱,租税收不上来,仓廪空虚,请截留漕粮二十万石备用。并不得私自囤积粮米,以平粮价。疏通贾鲁河惠济河以利漕运。他的奏请皆获诏准。奉诏去调查淮水发源地,查明源自桐柏山。乾隆帝御写《淮源记》赐他。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六月,赏赐黄马褂,擢湖广总督伊阳县(今河南汝阳)杀官首犯秦国栋等人迟迟没有缉获,乾隆帝降旨责斥,将他罢归陕西巡抚。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长江在荆江决口,乾隆帝复命毕沅为湖广总督。毕沅到任,上疏:“长江自松滋(今属湖北)流至荆江万城堤,折而东北流,荆水无处散泄。请筑对岸杨林洲土坎、鸡嘴石坝,逼水南流,冲涮洲沙,可克壅遏。”又请修筑襄阳等处堤坝,凿四川、湖北一带长江的险滩,便于云南钢铁的漕运。同年底,章学诚到武昌署投入他的幕下,他在武昌水陆街择一公馆,出其私人藏书20万卷,让章学诚编书修志。修成有《麻城通志》《湖北通志》《史籍考》等。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的宠臣和珅四十大寿。毕沅赋诗十首相赠。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陕西安康、四川大宁(今重庆巫溪)发生叛乱,传言来自湖北,毕沅被贬为山东巡抚

乾隆六十年(1795年),再授湖广总督。湖南苗人石三保造反,奉命赴常德、荆州督饷,克尽职守,赏戴花翎。

嘉庆元年(1796年),枝江(今属湖北)人聂杰人等造反,破保康(今属湖北)、来凤(今属湖北)、竹山(今属湖北),围攻襄阳。毕沅自辰州(州治今湖南沅陵)赶赴枝江镇压,当阳(今属湖北)又落入聂杰人手中。嘉庆帝诏罢毕沅官。诏令未到,毕沅攻克当阳,嘉庆帝又下诏复毕沅职,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毕沅擒获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人,惟叛乱者的首领石柳邓还没捉拿到。毕沅上疏,请撤各省军队,留二、三万兵分守苗疆要隘。未被允许。不久石柳邓被俘,嘉庆帝命毕沅赴湖南镇抚。毕沅上疏请求修筑樊城城墙,以工代赈。

生前身后

嘉庆二年(1797年)六月,毕沅手足麻木,嘉庆帝赐“活络丸”药。七月初三日(1797年8月24日),毕沅在湖南辰州的当阳旅馆中积劳病逝,享年六十七岁,归葬于灵岩山的东北麓。嘉庆帝闻奏,下诏追赠毕沅为太子太保。但说他在湖广总督任内失察过多,未加谥号。八月,被追夺太子太保。毕沅死后被葬于苏州吴县木渎灵岩山麓上沙村。

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嘉庆帝查办和珅,将其抄家赐死。毕沅与和珅颇有来往。嘉庆帝于是追究毕沅在湖广办理“教匪”失察,下旨不准承荫,革去长孙承袭世职及次子承袭荫生,籍没其家。

主要影响

学术

毕沅早年曾师事惠栋沈德潜,故学有根底,加之自己治学勤奋,“从小至老,无一日废书”,又“少嗜著述,至老不辍”,“虽官至极品,铅椠未曾去手”,因而在学术上造诣颇深,能做到著作等身。他治学范围极其广泛,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地理学、校勘学无不涉及,且能诗善文,故而在学术上亦多有建树。

毕沅博学多才,潜心研攻经史,敬重文士,尤好扶植后进,“一时名儒,多招至幕府”,据其幕士洪亮吉记载,毕沅生平最爱礼贤下士,只要“闻有一技之长,必持币聘请,惟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因此“一时名儒,多招致幕府”,为他识拔的知名人士不下四十余人,如章学诚邵晋涵、洪亮吉、严长明孙星衍汪中凌廷堪钱坫段玉裁黄易黄景仁杨芳灿钱泳方正澍吴泰来等均出其幕下。这些学者由于毕沅的支持和资助,获得了良好的治学条件,写出了不少著名的著述。而他自己也在与幕僚们的共同切磋,探讨中开阔了学术视野,提高了学术水平,从而使他完成或在这些学者们的帮助下完成了《续资治通鉴》《关中金石志》《中州金石志》《灵岩山人诗集》《史籍考》等许多宏篇巨著。他与幕僚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甚至吸收其参与决策行政大事。这在清代官吏中确属罕见。

有鉴于徐乾学所修《资治通鉴后编》仍存在着不少缺点,毕沅立志编撰《续资治通鉴》以正其失。他搜罗了一批名家学者,如章学诚、邵晋涵、钱大昕等从事这项工作。他们主要利用《资治通鉴后编》作底本加以损益而成。历时二十年,成书二百二十卷,二百三十五万多字。原名《宋元编年》,后改定为《续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于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同样重视,还特别指出“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宋代之事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推广之”,兼采《中兴小纪》《宋季三朝政要》诸书以补其不足;元代之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其可征信者”。总共参阅著作达一百十种之多,不仅史料之丰富大大超前此所有宋元编年诸家,而且内容上也改变了详宋而略辽、金,元的弊病。对于所用史料,亦用司马光资治通鉴》之成例,作出考异,但不单独刊行,而是仿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之义例,“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与《通鉴》和《通鉴后编》一个很大不同点,是去掉了所附的作者评论,不用“臣某曰”的形式,理由是:“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

对于这部著作,邵晋涵作出了很大贡献,从商定义例、校订事实,直到最后的通篇复审,始终参与其事。钱大昕也曾为本书作了校阅。因此从质量而言,确是达到了“后来居上”的要求。但编者并不因此居功自喜,而是把这个成绩的取得归功于时代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借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恫然自喜”。

全书最大的缺点是多取旧史原文入录,缺乏熔裁,因此未能通过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语言加以叙述,这样,文字就不可能做到流利通畅,更难做到生动优美,这与司马光之融会众家、冶于一炉,自不可相比。但总的来说,它远在前此诸家宋元编年之上,因此后世史家便把它作为可续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唯一著作,并把两者一起合刻,称为《正续资治通鉴》。

毕沅重视地方志,精于地理沿革的考证。“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考证方法以水系辨山脉,以山水形势考察郡县建置和地理沿革,是清代方志“考据学派”(亦称“地理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这些方志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编纂的《关中胜迹图志》中。此志以郡县为经,以地理、名山,大川、古迹四目为纬,荟萃古今记载,而以诸图附后,纲领较明,颇合志体。书中援据考证,各附本条,始末了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视儒生著述,披寻于残碑碎碣之间,研索于脱简残编之内者,其广狭固有殊矣”,是世人公认的清代方志中之上乘。

毕沅对方志事业的另一大贡献是,积极整理旧方志,倡导和赞助编纂新方志。他在孙星衍等人的协助下,校订了《山海经晋书地理志校注》《三辅黄图》等书。他还整理校订、重刊了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和元代骆天骧的《类编长定志》等著名的古方志,并辑有《晋书地道记》《太康三年地志》等。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评价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时说:“美哉!先生之才大而思之远,超出于流俗绝远也。”

同时,毕沅极为重视纂修地方志,每到一地,均倡修志书,象严长明的《西安府志》,洪亮吉的《长武县志》《淳化县志》,孙星衍的《醴泉县志》《直隶邠州志》,钱坫的《朝邑县志》,章学诚的《湖北通志》等一大批著名方志,均是在其倡导、赞助、监修下编纂而成,这对当时的修志事业有着很大的影响。

治政

毕沅在甘肃为官时,眼见甘肃灾荒严重的情况。于是在乾隆帝出巡时,毕沅朝见,“具言甘肃频年苦旱状”,乾隆帝准奏,“有旨意督臣加意赈恤,并免积欠四百万两”。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他因甘肃遭受旱涝灾害两次奏请免除银粮。为了丰裕仓储,救济民生,他还详定章程,严密稽查,帮助甘肃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恢复捐监制度。

由于甘肃历年承办军需较多,花费大量银两,导致司库闲款一直较少。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毕沅奏请朝廷给甘肃拨付银款,解决甘肃军备匮乏的问题。此时毕沅署理陕甘总督印务,所以他能更好的调度军需,调配两省资源。同时,他又积极惩治恶霸,整顿治安,对阶州为祸一方的恶少党朋全部严厉惩办,派兵严把甘肃秦州东南各要隘关口,以防流犯逃窜扰民,并做《哀愚民》一篇,以儆官吏。他还积极经理屯田,除了在甘肃当地屯田之外,鼓励人们去新疆屯田,对甘肃稳定和新疆开发功不可没。

毕沅在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和陕西巡抚期间,黄河、洛水、渭河泛滥成灾,他开仓赈济,救了很多流离失所老百姓的性命。在担任河南巡抚之时,又多次上疏奏明黄河北岸一带因为连年干旱,租税难收,仓廪空虚,请截留漕粮20万石备用,且不得私自囤积粮米,以此来平抑粮价,得到了乾隆的批准,保障了当地的民生。

毕沅在陕期间还修文重教,并身体力行。他十分看重“关学”的价值,于到任不久后广求社会贤达,重新修复关中学院,同时,利用自己的名望,延请教席。在政事之余,他还亲自前往授课,使这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关学重镇顿放异彩,各地士子纷纷向学,并取得累累成果,出现志书所谓“关中乡、会试中或膺馆选者,大半皆书院之士”的记载,当时也有“关中书院英才遍秦中”的称誉。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六月,毕沅擢湖广总督。在任上,他上疏说:“长江自松滋(今属湖北)流至荆江万城堤,折而东北流,荆水无处散泄。请筑对岸杨林洲土坎、鸡嘴石坝,逼水南流,冲涮洲沙,可克壅遏。”筑成杨林洲后,再次奏请修筑襄阳等处堤坝,清凿四川、湖北一带长江中的险滩,以便于云南钢铁的漕运。

藏书

毕沅与学者章学诚交往极深,曾出其私人藏书20万卷,让章学诚编书修志。他于经史、书画、小学、金石、诗文、地理之学,无不贯通。为编撰《关中金石记》,搜罗秦中文献1500余种。家有“经训堂”、“灵岩山馆”,是藏书之所。编撰有《经训堂书目》。辑刊《经训堂丛书》,收书21种,是辑者注释、校订重要古籍的汇刻,由洪亮吉、孙星衍等共同校理,因名家所校,刻印质量高,被藏书家称为善本收藏。其中《山海经》《吕氏春秋》《释名疏证》等校本,尤为精善。其他如《长安志》《晋泰康三年地记》,流传极少,是考证西北古史地所必备之书。刊刻图书数种。藏书印有“毕沅审定”、“秋帆珍赏”“经训堂珍藏印”“秋帆书画图章”“毕沅鉴藏”“毕沅一字湘蘅”等。

历史评价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毕沅历任封圻,尚属晓事。”

毕沅去世后,赵翼挽联中说:“羊祜惠犹留岘首马援功未竞壶头。”

钱泳:“镇洋毕秋帆先生,负海内重望,文章政绩,自具国史。”

赵尔巽等:

支伟成:“公识量闳远,喜愠不形于色。遇僚屑以礼,不执己见,人人皆得尽言。苟遇大疑难,众莫识所措者,则又沈机立断,虽万口莫能夺。久莅方面,职事修举。不以察察为明,亦不以煦煦要誉。独军旅非所长,且驭下太宽,未免蒙蔽,卒坐是被累,身后遭籍没,论者惜之。生平笃于故旧,尤好汲引后进。”

轶事典故

才子慈母

毕沅幼年就失去父亲,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著有《培远堂诗集》。毕沅在她的调教下,6岁能读《诗经》《离骚》,10岁便通晓声韵,善作诗文。随后,张藻又亲自把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后来,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54句270言《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张藻病故后,乾隆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特将室名称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

忠厚得福

军机处任职时,毕沅与同事诸重光童凤三等人都是举人身份。为了有个更好的前程,他们三人都参加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礼部会试。考试结束后,他们照常回到军机处办理公务。会试发榜的前一天晚上,本该轮到诸重光值夜班,但诸重光急于打听考试的结果,就毫不客气地对毕沅说:“今天夜班还须请你代劳。”毕沅不解,便问:“为什么呢?”诸重光提高嗓门说:“问题明摆着的,要中状元书法必须过关。我的书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高中,还有殿试夺魁的希望,得早做准备。你的书法属中下水平,即使明天榜上有名,难道还想去夺一甲前三名吗?”毕沅尽管心里也非常想乘空探听一下消息,但觉得诸重光的分析不无道理,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傍晚值班时,接到陕甘方面一份有关新疆屯田的奏折,毕沅闲坐无事,便饶有兴致地将这篇奏折反复看了几遍,其内容已是烂熟于心。第二天会试发榜,毕沅与诸重光、童凤三均中贡士。数日之后,他们一起去参加殿试。当时新疆初定,乾隆帝准备在那里搞屯田,于是亲自出了与新疆屯田有关的“策问”题。对此,一般士子半天摸不着边,可毕沅因心中有底,答得特别顺手,写得格外详实得体,很得主考官们的好评,只因书法稍差,初拟名次时,仅排在第四位。乾隆帝阅读前十名贡士卷时,发现前三名的卷子都不太满意,读到第四名毕沅的卷子时,觉得颇对胃口,大加赞赏,便亲自改为第一甲第一名,而书法颇佳的浙江余姚人诸重光却屈居第二位。人们都说,毕沅中状元是忠厚得福。

悼念亡妻

毕沅的夫人汪氏美丽、聪明且贤惠,与毕沅成婚后伉俪甚笃,却在三十多岁时病故。毕沅悲痛欲绝,曾作有《江雨山房》悼亡诗三十二首,追思夫妻恩情。李调元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路过西安时,见到了这些悼亡诗,不禁赋了一首四绝,其中有“云鹣连理恨无穷,伉俪凄然一卷中”之句。

毕李交往

毕沅与名伶李桂官交好。赵翼曾有诗歌《李郎曲》描述李桂官与毕沅之间的情感。

根据赵翼与袁枚的记载(赵袁二人均与毕沅熟识),李桂官在毕沅中进士之前就已经认识,李桂官服事毕沅最为殷勤,生病时为他“称药量水”,出入则授辔随车。李桂官还为毕沅买来素册界乌丝,劝他勤习殿试卷子。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毕沅果然一举夺魁,得以状元及第,带着李桂官赴樱桃宴(新进进士的宴会),老臣史贻直是康熙三十九年(也是庚辰年,1700年)的进士,在座中听说李桂官到场,笑着说:“我抹一抹老眼,想见见状元夫人。”可见李桂官名声之大。毕沅到陕西任职时,李桂官前去探望,路过金陵。此时他已经快三十岁了,仍“风韵犹存”。袁枚见后,作长歌相赠,并为其《劝毕公习字》作序说:“如果对内助也论功赏勋,应该让夫人接受造封(若教内助论勋伐,合使夫人让诰封)。”

礼贤下士

毕沅性情儒雅和易,爱才若渴,曾“岁以万金遍惠贫士,人言宋牧仲(宋荦)后一人”,身边常名士云集。当时的著名诗人黄景仁由于不愿当官,又不知理财,生活贫寒。一天,毕沅读到他“一家俱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诗句,马上派人送去银子五十两。后毕沅又为他出资谋得县丞之职,遗憾的是黄景仁还没有到任便病逝了;毕沅又资助经费,抚养其母亲,还为他整理出版诗集。

祖籍歙县的著名文人汪中与毕沅没有见过面,有一次跑到毕沅的衙门,递给门卫一张小纸条,只说住在某某客店,转身便走。门卫将纸条呈送毕沅,只见纸条上写道:“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罢,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银五百两。

程晋芳初入幕府时,毕沅勉励他多读些书,程晋芳说自己“行箧无书”。毕沅当即传令吩咐:“程老爷倘若买书,请给钱。”程晋芳因此得以博览群籍。

孙星衍居毕沅幕府时,恃才傲慢,“狂而好狎侮人”,幕僚们联名告到毕沅处,要求驱逐他。毕沅听后,很不高兴,说:“我请来的人,你们怎么能赶走呢?即使不与他共处,也还有别的办法。”于是特地为他构筑一室,让孙星衍单独居住,待遇比以前更好,还增加了薪俸。

毕沅任陕西巡抚任时,一次路过一座寺院,老僧出来热情招待,谈得十分投机,毕沅忽然开玩笑地问道:“一部《法华经》,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从容应道:“我一个破庙老和尚,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僧机敏狡黠,于是捐银为寺里添置田产,还把寺院整修一新。

死后抄家

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省荆州、襄阳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规模浩大,很快蔓延到南方各省,前后历经九年,才被清朝廷镇压下去。为此清朝廷耗用军费二亿两白银,相当于四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嘉庆元年,清朝廷派兵对湖北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进行镇压,军队的军需钱粮委派湖北省安襄郧荆道道员胡齐仑负责管理。胡齐仑自负责管理军需钱粮以后,任意侵贪、克扣,致使领取军饷的清军官兵多有怨言。于是两湖总督景府对胡齐仑经管的军费收支进行了审计清查。经过审讯得实:胡齐仑在嘉庆元年至二年间,掌管湖北省军需钱粮,在发放湖北襄阳军队的军饷时,每发一百两军饷,扣除户部在拨款时已少拨的四两“短平”银外,又报请当时的湖广总督毕沅批准再扣除四两,以备支付按规定不准报销的款项,此外胡齐仑还利用职权私自加扣二两。如此三扣两扣,每发一百两军饷,官兵们实得九十两。胡齐仑经手发放的襄阳军队的军饷一百四十余万两,他私自扣留二万九千两,馈送给各营将军、督抚们花用,其中仅送给一名叫永保的领兵大员就达六千两。

接到审案官关干胡齐仑一案的审讯结论报告,嘉庆帝为此特发上谕,严厉痛斥贪污军饷的行为,他说:自镇压白莲教以来,至今已有四年了,所耗用的款项达七千万两之多。白莲教起自湖北,而清军的行贿馈送之风也起自于湖北。前任两湖总督毕沅,公然将军需钱粮,任由胡齐仑一人经理,恣意侵扣,实为罪魁祸首,毕沅现已去世,倘若他还活着,我将立即把他处死,以正国法。即便如此,毕沅死后,家产还是遭到藉没,全部充公。也就是《清史稿·毕沅传》所写的那样:“(嘉庆)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币项,夺世职,籍其家。”

相较《清史稿》,《清史列传》记载则更为详细。嘉庆四年九月,嘉庆帝发布上谕称:“迄今匪徒蔓延,皆由毕沅于教匪起事之初,办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据倭什布查奏胡齐仑经手动用军需底帐,毕沅提用银两及馈送领兵各大员银数最多。毕沅既经贻误地方,复将军需帑项任意滥支,结交馈送,执法营私,莫此为甚。倘毕沅尚在,必当重治其罪。今虽已身故,岂可复令其子孙仍在官职?”故将其作官的儿子就地免职。至十月,“追产入官”。

关于这一点,梁启超曾以同情的口吻写道:“独军旅非所长,且驭下太宽,未免蒙蔽,卒坐是被累,身后遭籍没,论者惜之。”其实,毕沅远非一个洁身自好者。乾隆末年,当时他为湖广总督,福宁为湖北巡抚,陈淮为湖北布政使,这三人即官官相护,千方百计婪索民财。当地百姓形容他们三人说:“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昭连:《啸亭杂录》卷一〇《湖北谣》)

还有一个记载可以对毕沅的人品做一个补充。钱泳《履园丛话》载,和珅当权时,“欲令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以为快,而(毕沅)先生淡然置之”。但到和珅四十岁生日时,“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毕沅也坐不住了,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钱泳问他:“公将此诗入《冰山录》(明朝权相严嵩被革职,他的被查抄没收的全部财产,登在《天水冰山录》中)中耶?”毕沅“默然,乃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钱泳已经预见了日后和珅的倒台,于是给毕氏一个忠告;毕氏接受了,遂保持了气节。但清人陈康祺指出:“秋帆(毕沅)制府爱古怜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慑于权势,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毕秋帆死后被抄家,也和卷入和珅贪污案有莫大关系。在陈康祺看来,作为“毕氏客”的钱泳,对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惟欲以拒绝权门,归功于一言之谏沮,其然,岂其然乎?”欲盖弥彰,倒是弄巧成拙了。

人际关系

母亲:张藻

原配:汪氏

主要作品

毕沅一生喜爱著述,到老手不释卷。他认为经义必有师承,于是叙述其源流,著《传经表》一卷、《通经表》一卷;认为读书需要先识文字,于是考校文字异同,撰《说文解字旧音》一卷、《经典文字辨正书》五卷、《音同义异辩》一卷;又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没有详备的续作,所以召集文士,编成《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还认为研究史学必须先通晓地理,于是对《山海经》《晋书·地理志》进行校订,撰成《山海经校本》十八卷、《篇目考》一卷、《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五卷。此外还有《西安省志》《关中胜迹图记》《关中中州山左金石诸记》《灵岩山人诗文集》等著述传世。

后世纪念

墓葬

毕远生前在灵岩山后上沙村购得水木明瑟园旧址(今属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营造生扩,自题“栖托好佳”额。墓西有“弁山宫太保毕公祠”,祠堂中央悬挂着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御书“福”字匾额,中间供奉毕沅雕像,两侧祀夫人及副室5人塑像。其墓面对焦山的白鹤顶,石坊题“宫保毕公墓”字样,前有两块神道碑,一对石狮子,还有石羊、石虎、石马、翁仲、方池等,十分雄伟。墓封土南北长20米,东西宽11米半,高近2米。墓身用坚固的浇浆构筑,外形呈馒头状,直径10米,墓内构筑3个相连的墓坑,葬7具棺木,为毕沅与其6位妻妾的合葬墓。20世纪60年代初,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0年10月由南京博物院发掘清理,出土大量随葬品。

其余遗迹

毕沅留在今江苏省苏州市的古迹较多:

史料索引

王昶《春融堂集》卷52《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广总督赠太子太保毕公神道碑》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42《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湖广总督世袭二等轻车都尉毕公墓志铭》

洪亮吉《毕宫保遗事》

史善良《弇山毕公年谱》

钱泳履园丛话》卷6《秋帆尚书》

国史馆臣撰《清史列传》卷30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0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32《毕沅传》

徐世昌等《清儒学案》卷81《兰泉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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