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05 15:55
约翰·罗德里克，美国记者。1936年毕业于科尔比学院。1937年进入美联社采访报道国会新闻。1945年任美联社驻重庆记者。曾多次赴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956年任香港分社社长。1959年起任常驻东京记者。1972年出版《关于中国》一书。1979年3月任美联社北京分社首任社长。1980年4月11日对邓小平进行专访。1971年获美联社中国报道总编奖和全国头条新闻奖。罗德里克长期研究和评论中国问题，是美国新闻界中国问题专家。
美国记者。生于缅因州的沃特维尔。1936年毕业于科尔比学院。1937年进入美联社采访报道国会新闻。1945年任美联社驻重庆记者。曾多次赴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948年后在中东、伦敦、巴黎、越南等地工作。1956年任香港分社社长。1959年起任常驻东京记者。1972年出版《关于中国》一书。1979年3月任美联社北京分社首任社长。1980年4月11日对邓小平进行专访。1971年获美联社中国报道总编奖和全国头条新闻奖。罗德里克长期研究和评论中国问题，是美国新闻界中国问题专家。约翰·罗德里克2008年03月11日早晨在美国檀香山去世，享年93岁。
罗德里克说：“在这一行（记者）中我们从来不会感到无聊。我觉得我们非常幸运，可以去接触历史——去了解那些人在干什么，然后讲述他们的故事。”
约翰·罗德里克曾因上世纪40年代前往战争前线采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享誉全球。据其家属及朋友说，罗德里克死于心脏衰竭。去世前他面带微笑，非常安详，而亲朋好友也陪伴在身边。
罗德里克的记者生涯跨越了新旧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1937年，罗德里克从大学毕业后加入美联社波特兰分社。1945年是他事业的转折点。当时31岁的他前往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延安，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共同生活了7个月。在延安期间，罗德里克和当地人一样，住窑洞，睡简易床，在炭火盆边用便携式打字机完成他的新闻报道。在其所写《报道中国》一书中，罗德里克详细回忆了自己如何在饭局、舞会和交谈中了解和认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他说：“他们试图为中国的穷人做一些事，这是我敬仰的事实。”此后，因为冷战原因，罗德里克不得不离开中国。但是在1971年，他又随同前来参加友谊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来到北京，开始了著名了“乒乓外交”。
1979年，罗德里克在北京恢复了美联社驻中国的记者站。他1984年从美联社退休，但此后继续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以及中东的报道。在2006年自己92岁生日后，他开始发表一系列关于2008年北京奥运的文章。在去世前的2月18日的一篇文章中，罗德里克写道：“以我看来，中国在这么短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周恩来总理曾经称赞罗德里克说，作为一名记者，他为外国媒体报道中国“打开了门”。
在他的晚年，罗德里克在日本东京南部的镰仓买下一块273年历史的农舍，如今这儿已成为当地的旅游胜地。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中，罗德里克说：“在这一行（记者）中我们从来不会感到无聊。我觉得我们非常幸运，可以去接触历史——去了解那些人在干什么，然后讲述他们的故事。。”
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约翰·罗德里克早在1945年到过延安，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罗德里克又作为美联社记者随团采访，在他漫长的记者生涯中，罗德里克采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涉华文章和评论。最近，美联社刊发了他为该社撰写的一篇特稿《奥林匹克：2008轮到中国》，文章热情赞扬了中国作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再度在刚刚结束的都灵冬奥会上展现了当代辉煌。
1947年1月17日，罗德里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合影。
当冬奥会选手带着他们的雪橇、冰鞋和冰壶悄悄离开意大利都灵的时候，满怀激动心情的体育界便把目光集中到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上。它紧随雅典奥运会之后，第一次来到这个发展迅速而且幅员辽阔的亚洲国家。而新中国真正参与到奥林匹克运动中来的时间还不到25年。
在数百万美国人都十分熟悉的国度里举办了一届不太令人激动的冬奥会之后，北京奥运会将肯定具备一个国际性轰动事件所应有的全部要素：神秘、金钱、争议和壮观的场面。它让西方有机会通过媒体和电视一瞥这个过去知之甚少的国度，其古老的文明被两个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孔子和卡尔·马克思——所主宰。
虽然中国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但是在古代，中国对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的兴趣并不大，体育不过是少数上流人物的个人娱乐。
当1896年奥运会重新开始举行的时候，据说慈禧太后曾问奥运会是怎么回事。 听说奥运会有赛跑项目，她便说可以派一些太监去参赛，因为他们很擅长跑步。在那时，除了居住在这个战败国、搜刮任何可以找到的财富的外国征服者外，群众体育活动并不活跃。外国人修建了马球场、跑道、网球场和游泳池，供自己娱乐，还挂起了标语“华人不得入内”。
1947年，我见过这样一个中国人，他很有教养，长长的指甲和彬彬有礼的举止都说明他讨厌劳动或体育。午饭之后我带他去看了一场激烈的网球赛。我问：“你觉得比赛怎么样？”他略带歉意地回答说：“我可受不了这个。我宁愿雇苦力来做。”
我在延安呆了7个月，我所见到的共产党人对体育的观点非常不一样。他们积极鼓励大众体育活动，不仅是为了体育本身，而且也是为了体育在战争和建设国家中所起的作用。
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体育迷，最著名的就是他在长江里游泳。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引进了自由市场。八九十年代，群众体育进入了黄金时代。1981年女子排球队取得了突破：她们击败日本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冠军，后来又连续获得5届冠军，最后成为奥运会冠军。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参加了3届奥运会，一块奖牌也没有得。从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赢得了数百块奖牌。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夺取了32块金牌，比第一名美国只少3块。
中国经济取得了8%到10%的年增长率，这令人们又惊奇又羡慕，中国希望北 京奥运会能够推动这一进程。数百家商店的货架上已经摆满了与奥运会有关的产品。同样，中国也希望能从奥运会带来的旅游和贸易中收获更多。
不过最重要的是，中国希望收获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邻国的友善和尊重，以及中国在古代作为一个辉煌的中央王国所赢得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