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04 17:29
有关勇营起源的问题，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一说为勇营始出现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福康安镇压林爽文起义之役；也有说法认为为勇营“为应太平军之际会而形成”。其实勇营早在雍正年间就已出现，当时称做防军。防军是清初分布地方的、在八旗与绿营之外的非正规军队，兵员都是专征将帅临时招募的，数量多少不定，战时随清军出征，战后即撤。
虽然勇营存在的时间不短，也曾立过战功，偶尔露峥嵘，但它一直只是清军的附庸。据《清史稿》载“额数之多寡不齐，器械之良窳不一，饷章之增减不定，良以聚散无恒，故与额兵迥异，无编制之可纪。”由此可见，直到曾国藩建立湘军时，勇营才正式的制度化，规范化。
作为清军编制中的后起之秀，勇营曾在镇压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
勇营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一战功成，遂名著于时，“各处俱设有乡勇名目”。因而在太平天国起义 初期，勇营即大量出现。咸丰三年（1853）， 向荣所统“兵勇二万”中，就有张国木梁之捷勇、福兴之广 勇以及广西胜勇、湖南彪勇、四川义勇等勇营万余人，人数超过清军。
和湘军一样，淮军也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应急募集而成的地主阶级的地方性武装力量，也是一种勇营组织。 它是继湘军之后 晚清勇营的又一 支重要武装 。
湘军崛起之前，那么多的勇营在同太平军的争战中，与清军一样碌碌无为。但勇营制度创立后，勇营不复是以前的勇营了，而是以湘军为代表的新勇营了，“是以所向有功”。薛福成曾言：曾国藩“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制也。” 实际上，曾国藩“扩勇营之制”所产生的影响一直持 续到清朝灭亡，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只是其最直接、最切近的影响，而其间接的或更深远的影响则有下列 几方面： 首先，主导晚清军制及其变革。勇营制度创立后，虽因各地勇营纷纷采纳，甚为流行，但由于不为 清军所接受，所以未能成为当时军制的主流。有趣的是，它对清军的渗透却正是在清廷努力改变“勇涨 兵消”局面的过程中实现的。早在咸丰末年，鉴于勇营的不断壮大、绿营的日渐疲弱，清廷就“屡令统兵大臣以勇补兵额”，企图通过以勇补兵达到削弱勇营、扩充绿营的目的。然而，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 的失败，清廷也意识到此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绿营的疲弱问题，欲自强，必先练兵，于是决定“以直 隶额兵酌改练军”。
同治四年（1865），“兵部、户部诸臣会议选练直隶六军，始定练军之名。各省练军 乃踵行之。练军虽在额设制兵内选择，而营哨饷章，悉准湘、淮军制。” 也就是说，练军是从绿营中抽 选兵丁训练而成的军队，先建成于直隶，再推行到全国；作为经制军，练军所用的军制是勇营制度。在 编练练军的同时，因勇营镇压捻军的军务告竣，清廷不得不考虑其去留。清廷的本意是全部遣撤，但因 绿营形同虚设，练军又未练成，而勇营“诚为劲旅”， 清廷不得已在裁撤之余，保留了一部分，“于直隶、 江淮南北扼要之处，留勇营屯驻，遂有防军之称。
据《清史稿》记载：练军“屯聚于通都重镇”，“重 在屯防要地，其用亦与防军同”。 可见，防军与练军一起构成了晚清国防力量的主体。“其后绿营兵屡加 裁汰，各省卫戍之责，遂专属于防、练军。光绪中叶后，防、练军改为巡防队。
宣统时期，各省巡防队犹都还未裁尽。防、练军仍然是清末清军的主力，而它们的军制又都是勇营制度，所以勇营制度实际上成为晚清军制的主流。在此期间，清政府曾推行军制改革，用西方近代化的军事制度编 练新军。但新军的军制仍受到勇营制度的影响，表现在其营制、饷章有参酌勇营制度之处；勇营的兵为将有特性也为新军所继承，造成后来的军阀割据局面。可见，勇营制度对晚清军制的影响很大，起着主 导的作用。而它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也使清代军制经历了一个由八旗绿营制度而勇营制度、而新军制度的嬗变历程。
随着后来清末新政的推行，新军的地位逐渐提高，渐渐取代各旧营军队，勇营也由此开始彻底退出历史舞台。